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9号）



　　《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已由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3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

　　　　　　　　　　　　　　　　　　　 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11日



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

（2013年5月28日汕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预防主体与职责
　　第三章　预防制度与措施
　　第四章　监督与保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预防腐败工作，有效防范腐败行为，建设廉洁汕头，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范围内的预防腐败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预防腐败工作委员会领导、协调预防腐败工作，市预防腐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预防腐败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预防腐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根据职责分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第五条　预防腐败工作实行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机关监督指导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预防腐败工作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构建内部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防范体系。
　　第七条　预防腐败应当以有效防范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为重点，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和监督，并积极引导、支持和帮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预防腐败工作。
　　本条例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八条　预防腐败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经营和生活秩序。

第二章　预防主体与职责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加强预防腐败工作制度建设，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决策后评估、纠错和问责制度；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三）健全人、财、物管理制度，加强对人事任免、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资金使用、资产管理、资本经营等岗位和环节的监督制约；
　　（四）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和行政层级监督，建立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五）严格执行财经管理制度和审计制度，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六）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条　检察机关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收集、分析、处理涉及腐败犯罪信息，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二）建立涉及腐败犯罪信息库，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三）在腐败犯罪易发、多发行业及领域，和有关单位共建预防腐败工作机制；
　　（四）通过依法查办涉及腐败犯罪案件，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五）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一条　审判机关应当发挥惩治和引导功能，依法审判涉及腐败犯罪案件，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
　　第十二条　预防腐败机构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制定预防腐败工作综合规划、重大预防腐败工作方案，并组织监督实施；
　　（二）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综合协调机制，统筹组织教育宣传、制度建设及监督等工作；
　　（三）研究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特点、规律及趋势，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四）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检查指导政务公开，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二）收集、分析、处理违反行政纪律的信息，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三）调查处理违反行政纪律案件；
　　（四）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依法开展审计监督，实行单位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二）加强对腐败易发、多发行业及领域的审计监督；
　　（三）加强内部审计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四）收集、分析、发布、处理违反财经行政纪律信息，提出预防腐败对策和建议；
　　（五）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五条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履行下列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一）严格执行企业经营决策、财务核算与管理、收益分配、招标投标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制度，加强对经营管理和财务活动的监督；
　　（三）规范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等决策、执行行为；
　　（四）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及人事、财务、采购等重点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五）其他预防腐败工作职责。
　　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采取成立预防腐败工作机构、建立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开展廉情评估等方式开展预防腐败工作。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采取建立廉洁守信行动联盟、订立预防腐败行为公约或者行为规范等方式，倡导行业自律和行业诚信，防止从业人员腐败。

第三章 预防制度与措施

　　第十七条　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加强廉洁法制教育，采取专题学习、法制讲座、警示教育等形式，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廉洁教育，并形成制度。
　　登记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预防腐败教育。
　　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应当开展青少年预防腐败教育，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十八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当对新录用和拟晋升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任前预防腐败教育。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对重点领域、重要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专门预防腐败教育。
　　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将预防腐败列入教育培训内容，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文化广播、新闻出版、教育、公安、司法行政、检察、审判等单位应当利用报刊、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媒体，通过新闻、评论、公益广告以及文艺作品等形式宣传廉洁文化。
　　第二十条　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当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及时化解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促使公共权力依法、公开、高效运行。
　　第二十一条　特区建立制度廉洁性评估机制。拟定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从下列方面进行制度廉洁性评估：
　　（一）是否存在部门利益制度化，扩大部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权益；
　　（二）是否存在部门权力交叉和利益冲突；
　　（三）是否存在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明显失衡，或者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定额外义务；
　　（四）是否违反有关财经制度；
　　（五）是否存在模糊和减免公共职责、法律责任缺位、问责机制缺失的内容；
　　（六）其他需要评估的内容。
　　制度廉洁性评估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综合政务服务体系，组建本级综合政务服务机构，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建立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促进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时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审批的行为，预警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审批行为，及时开展效能评估、信息服务和投诉处理，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的实施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开制度，全面、真实、准确地公布上述经费的计划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
　　市、区（县）财政部门应当自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及时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市、区（县）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应当自收到市财政部门预、决算批复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在本单位网站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并对预、决算之间或者不同年度之间数额变动较大的情况和项目予以说明。
　　第二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自觉防止利益冲突。
　　本条例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所代表或者维护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间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本条例所称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指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行政审批、人事任免、奖惩、执法裁量、司法裁判等方面谋取的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
　　第二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与本人或者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等特定关系人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依法回避。
　　国家工作人员所属单位或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知悉该国家工作人员所办事项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依法要求其回避。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以独资、合资、合股、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经商办企业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
　　（三）以集资、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知悉和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
　　（四）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以暗示、授意、批条、指定、强令等方式，干扰监管、执法活动或者影响市场经济活动秩序；
　　（五）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单位中兼职、兼职取得报酬或者从事有偿中介服务；
　　（六）其他违反规定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领导干部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要求或者指定录用、调动、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单位或个人索取资助；
　　（三）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五）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
　　（六）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七）违反规定干预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
　　（八）以授意、指定、强令等方式干扰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
　　（九）索取、接受或者以借用为名，占用管理相对人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十）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十一）其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市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区（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科级以上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班子成员，镇、街道负责人。
　　第二十九条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经办商业、企业、中介服务等活动；
　　（二）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经办商业、企业、中介服务等活动；
　　（三）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四）其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
　　第三十条　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每年向有权受理申报的部门书面报告上一年度的下列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及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三）子女与国（境）外人士通婚情况；
　　（四）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五）配偶、子女从业和任职情况；
　　（六）配偶、子女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情况；
　　（七）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八）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九）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房产、股票（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十）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或者投资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十一）本人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该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担任下列职务：
　　（一）市、区（县）、镇、街道正职；
　　（二）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或者派出机构正职；
　　（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正职；
　　（四）其他重要单位正职。
　　第三十二条　担任正职的领导干部应当定期述责述德述廉，将本人依法履职、综合品德、廉洁从政方面的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评议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　预防腐败机构、监察机关应当在职责范围内，通过任职谈话、日常谈话、警示谈话、效能谈话、诫勉谈话、回访谈话等形式，对本级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廉政谈话，督促其防止腐败。
　　廉政谈话内容应当记入国家工作人员廉政档案，作为其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四条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建立廉情评估制度，对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廉洁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第三十五条　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发展和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经济和信息化、科学技术、公安、质量技术监督、财政、金融、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第三十六条　特区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体制和机制创新，建设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为一体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行统一信息披露、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交易程序、统一交易确认。
　　第三十七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等机关应当在招商引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招标投标、征地拆迁、房屋征收、政府采购以及其他重大经济活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专项预防。
　　有关单位应当配合专项预防活动，并采纳合理的预防建议和措施。
　　第三十八条　企业、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不得为获得承揽工程、提供服务、实施行为、采购商品或者取得原料、财物等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九条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代理、鉴证、咨询、培训、经纪等服务时，应当恪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不得出具虚假资料、文件、报告，不得以隐瞒、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违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十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市场经济活动中，利用商业贿赂、价格欺诈、出具虚假报告等手段从事不正当竞争或者其他违法活动的，五年内不得参与特区相关领域的经济活动。

第四章　监督与保障

　　第四十一条　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工作报告、组织视察、执法检查、质询、询问、专题调研等形式，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
　　市、区（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应当包括预防腐败工作情况。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防腐败工作情况。
　　第四十二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审判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腐败隐患的，应当依法提出书面建议，同时抄送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或者行政主管部门。
　　被建议单位应当及时整改，并自收到建议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建议机关，同时抄送其上级机关或者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十三条　监察、检察机关和相关单位应当及时主动采集、分析、研究涉及腐败的网络舆情信息，并采取相应措施处理。
　　第四十四条　新闻媒体应当依法对腐败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接受新闻媒体监督。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预防腐败工作有权提出意见、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腐败行为有权控告、举报。举报可以采取书面、电话、网络等形式，提倡实名举报。对实名举报的，受理单位应当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受理单位应当公开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或者电子邮箱、通讯地址。受理控告、举报线索以及因职务行为接触控告、举报线索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受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举报人身份和举报内容。
　　第四十六条　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定期对所管辖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其负责人员预防腐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评估，并书面报告预防腐败机构。
　　第四十七条　预防腐败机构应当会同检察、监察、公安、工商、税务等机关或者部门，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机制，联合开展廉政预警工作，并将各单位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的情况列入政风行风评议和单位年度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八条　预防腐败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以提请检察、监察、审计、公安、人事、工商、税务等机关或者部门予以协助。被提请协助的机关或者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予以协助。
　　第四十九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等机关在预防腐败工作中，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加强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预防腐败工作涉及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三）责令或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四）建议有关单位暂停涉案人员的职务。
　　第五十条　监察机关发现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或者报告事项发生重大异常变动的，有权要求其进行说明；拒不说明或者不能合理说明的，监察机关有权核查。
　　第五十一条　控告人、举报人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威胁、打击、报复。
　　控告人、举报人及其亲属因控告、举报行为受到人身或者财产威胁时，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或者相关机关提供合理保护。有关机关应当依法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控告人、举报人及其亲属因控告、举报行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有权向有关单位反映。受理单位应当调查处理或者建议其他单位调查处理。
　　第五十二条　控告、实名举报属实，使国家、集体财产免受、减少损失，或者有效防止重大腐败犯罪行为发生，或者对重大腐败犯罪案件的侦破起到关键作用的，有关机关应当给予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机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预防腐败工作职责，致使本单位发生腐败案件的；
　　（二）明知本单位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腐败而隐瞒不报或者不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的；
　　（三）干扰、妨碍或者拒不配合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机关依法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的；
　　（四）接到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审判等机关建议后，无正当理由拒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五）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
　　（六）泄露举报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举报人相关信息的；
　　（七）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进行舆论监督，造成不良影响的；
　　（八）其他妨碍预防腐败工作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得经济利益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对领导干部依法给予处分。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应当停止、退出所从事的活动或者辞去现任职务，或者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或者在开展述责述德述廉工作中，发现有违反法律、行政纪律行为的，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或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有关单位处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或者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由监察或者有关机关对其单位负责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预防腐败机构和监察、审计、检察等机关不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预防腐败工作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履行预防腐败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泄露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参照适用本条例。
　　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的，参照适用本条例：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村级重大建设项目管理和资金、资产、资源管理；
　　（八）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中国进程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金玉良言】 管理学视野中的法律运用应该帮助企业实现财富增值；以贴位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颠覆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构建符合国情的法律风险“防火墙”；帮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成功者锦上添花、给失落者雪中送炭、让创业者防患未然。

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风险防范难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以来，从顾雏军、张海、黄光裕、严介和等商界翘楚到德隆系、中航油、中储棉、中国银行等明星企业都大案频发，而前段时间发生的达能“强购”娃哈哈一案，更使得国内工商界顿时风声鹤唳。原因何在？他们都撞到了法律风险的暗礁上，法律风险防范已成企业、企业高管们急需补进的一课。
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不同，法律风险可控可防。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企业建立的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识别、控制、监控与化解的系统工程。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综合法律监控的机制，并通过对监控过程中发现和反馈的实际问题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逐渐优化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设置和操作流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完善的法律环境。

一、中国传统法律顾问制度，在服务内容、人员配置、服务形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根本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真实再现】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公司宣布和娃哈哈美食城、达能控股的金加公司合资成立了5家娃哈哈合资公司。根据当时的合同显示：娃哈哈方面占49%，金加公司占51%。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
1998年4月，百富勤将自己在金加的所有股权卖给了达能，达能100%控股金加，从此变成了达能独家与娃哈哈合作。
对此，时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的宗庆后认为，百富勤在娃哈哈不知情的状况下将股权卖给了达能，形成娃哈哈合资公司被达能控制的局面。但是，注册在新加坡的金加公司，其实在成立之初就被达能控股了70%，香港百富勤只控股了30%，这意味着达能从一开始就实际控制了娃哈哈。
与此同时，达能也曾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但此举即刻遭到国家商标局拒绝，因此后来达能与娃哈哈便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
但是，正是这份《商标使用合同》，成为了日后“娃哈哈事件”的导火线，合同中一项看似不经意的条款，让娃哈哈在与达能的抗争中陷入了被动。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有这么一项条款：“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
除此之外，当时双方还签订了另外一份简式使用合同，而这份合同当时已由国内工商局备案。同时，未经备案的《商标使用合同》还约定：甲方和乙方理解并同意签署简式使用合同，仅为了在中国商标局和工商局注册之用，而所有管制使用商标的条款和条件则包含在本合同中。
2005年，双方又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的第一号修改协定。在此协议中规定与合资公司签订有代工协议或与合资公司经营非竞争行业的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可以获得合资公司授予的商标使用许可。
2006年年初，总数近40家的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利润已达10.4亿元，对此达能认为，那些非合资公司的运营方式，违反了当初的“一号修改协议”。就此事，双方进行了谈判。
2006年12月9日，达能和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为此曾经签署了一个协议，约定达能将以40亿元的价格收购娃哈哈近40家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在此后的2007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宗庆后上书有关领导表示：“警惕外资通过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从而控制我国的经济。”
2007年4月3日，达能娃哈哈干脆撕破脸皮，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在媒体上宣布达能强行并购的“罪行”，并列数了达能数宗罪，宗庆后试图来一次全民战争，将达能扫地出门。
而此时达能似乎也早有准备，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双方当初的协议合同等公布与众，同时展开了强硬的反击。达能也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于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申请了对娃哈哈的仲裁，随后的6月4日达能又在美国把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以危害股东利益为由告上了法庭。对此宗庆后大为火光，在6月7日辞去了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发表万言书，陈列达能罪状，开始了强硬的反击，在杭州仲裁委申请了娃哈哈商标转让纠纷，并开始了反诉讼的准备，一场法律大战拉开了帷幕。（参见“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真相 离岸公司之手若隐若现”http://money.163.com/07/0831/23/3N8TM48D00251HJP_3.html）
无论是当初达能100%控股金加，还是之后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及其修改协定，达能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表露无遗”。达能的一举一动“暗藏杀机”而娃哈哈却“视而不见”，为何？归根到底，是其管理层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由于争议双方在行内业界的巨大影响，使得本次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倍受关注。但是，身陷法律风险漩涡之中的国内企业又何止娃哈哈一家。此次“娃哈哈达能事件”或许只是 “冰山一角”，同时也影射出传统法律服务的弊端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诚如娃哈哈此类“明星企业”，其对法律风险也可“熟视无睹”，那么，对于国内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即便是具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或许这与观念有关，但是，“娃哈哈达能事件”告诉我们，改变已经是迫在眉睫。
　　1、从法律服务的内容看，中国传统法律顾问服务偏重于经济法律风险，疏于防范刑事风险，但众多的企业、企业高管们恰恰倒在了刑事风险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刑事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三驾马车”确保企业平稳运行，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虚有其名，徒有其表，并不贴位，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每天都有企业高管落马，每天都有明星企业濒临绝境的新闻报道，每天都有中小企业破产，就是最好的说明。
2、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主要由擅长处理重大诉讼的律师来担当首席律师，统筹全局，机械性的事务由身为首席律师助手的事务律师来完成，人力资源配备较为科学；而中国的法律顾问业务主要由没有诉讼经验的事务律师处理，美其名曰“专业化”，没有经过大案要案诉讼磨练的律师怎么可能“专业”？“快餐式”的法律服务怎么可能真正为企业把好关呢？
3、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律师缺乏责任心，大多是“蜻蜓点水”，“顾而不问”。一般律师不懂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的法律意见常常不适应企业的客观需要，很难帮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顾问单位的诉讼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
4、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业务的开拓，往往不是依靠法律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而是靠关系、给回扣拓展业务。国有企业尤为明显，这与国企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人有关。传统法律顾问服务成了某些人谋私利的幌子，而相关的律师就成为“有牌的诈骗犯”，甚至是“洗钱犯”，把高额的顾问费中绝大部分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企业领导、高管，法律顾问服务纯粹是一种洗钱的手段而已。
5、传统法律顾问在公司中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法务人员、顾问律师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圈，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不了应有的影响，无法全面识别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花瓶”作用明显。
6、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缺乏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他们更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的服务形式，通常就是对公司的法律问题和存在的风险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粉饰”，进行“参观”式的诊断，进行“领导视察”般法律指导。这样的顾问形式，自然无法真正地识别企业的风险，更无法真正地帮助企业化解风险。
一位世界级管理大师曾说过，法律风险是企业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风险。自国资委2003年3月成立以来到2004年底，中央企业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达146起，涉及中央企业131家，直接涉案金额达19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已超过450亿元。据统计，法律风险防范服务市场目前大约价值20亿美元。再过10年，这个市场将超出200亿美元。目前，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当前全球性的热点和潮流。构建现代的企业风险防范机制，主要涉及法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在学术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在应用法学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现代应用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法律如何融入企业、法律如何为企业服务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二、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企业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它要求企业把法律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手段来防范、化解企业危机，实现法律和管理融合。
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义。
【真实再现】
案例一：
2003年年中，投资杭州“西湖国贸大厦”的香港长宝公司资金链断裂，多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原董事长周某被捕，公司股东面临“清盘还债”。公司股东谭某、刘某无力承担巨大责任，自愿将两人所持有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另外两名股东郑某（内地居民）、谢某（香港居民）。
随后，郑、谢两人将拿到的香港长宝公司的全部股权，一半由杭州诉讼追债单位通过浙江省高级法院调解裁定出让，另一半以2500万人民币为对价，出让给杭州商人吴某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此后，吴继续开发杭州西湖国贸大厦。2004年底，该大楼主体工程完工，开始对外发售。
上述股权转让、出让行为，全部是香港公司内部股东间或香港公司与公司间的股权流转行为，均是在香港完成，且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认定具有“涉港公证文书效力”的香港大律师公证，均为合法行为。
2005年初，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突然介入，以涉嫌“职务侵占”立刑事案件先后抓捕郑、谢二人。另外，杭州商人吴某亦因“西湖国贸大厦”项目，被另案抓捕。此时，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进入“狂热飚升期”，位于杭州最佳黄金宝地的西湖国贸大厦，市值及背后隐藏的利益十分惊人。
2006年7月，浙江省公安厅以郑、谢二人涉嫌“职务侵占”移送审查起诉。同年7月14日，绍兴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谢、郑两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两次延期开庭审理。截至2007年7月12日，案件已经四次退回补充侦查，郑、谢二人已被严重超期羁押，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也已超出法定审理期限，但是，绍兴市人民检院仍决定撤回起诉；当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
检察院撤诉之后，被告人家属及律师多次要求将羁押期限早已届满的谢、郑等人释放，但均遭当地司法机关拒绝。
如今本案已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再次起诉，案件现仍处在绍兴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参见“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案件之香港谢X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辩护实录”http://www.baiduhopelawyer.com/xmzwqz.htm）


案例二：
1986年，陈锦洪看好装饰业，即萌生办装饰公司之念。但时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私有经济普遍存有疑虑：《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尚未出台，私人投资筹建企业无法律保障。私人筹办企业的一般采取“挂靠”形式即企业由个人实际出资，乡镇、街道等出具出资证明（实际未出资），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以出具证明的机关为企业的被挂靠单位，企业按期向被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经原佛山市财贸办公室同意，陈锦洪出资20万开办的兴业装饰公司被挂靠在佛山市商办工业开发服务公司（现已注销）名下，由该公司负责申报工商登记。
1993年4月，兴业集团公司已经拥有62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1994年5月，佛山市经委作出了超越行政职权的佛经工（1994）044号通知，突然撤掉了陈锦洪兴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改任副总经理。1996年2月，又作出（1996）027号通知，免去陈的副总经理职务。紧接着，又全部撤掉陈锦洪在兴业集团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职务。
1996年4月15日，陈锦洪向佛山中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要求法院撤销佛山市经委所做的免除其3个兴业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索赔损失几千万元，由此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漫漫诉讼之途。因这起“民告官”案索赔标的额达数千万元之巨，列国内之首，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