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拟订的天津市企业招用职工安排职工下岗暂行规定的通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拟订的《天津市企业招用职工安排职工下岗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招用职工和安排职工下岗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运行秩序，推动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促进改革发展与稳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含中央和外省、市在津单位）、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和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第三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招用职工进行管理、服务、监督、检查。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下岗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四条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下岗，应当拟订职工下岗分流方案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意见，并严格执行以下程序：
（一）拟定下岗方案。下岗方案应当说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劳动定员定额标准、下岗职工的条件、下岗职工人数、下岗时间、方案实施步骤、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和再就业措施；
（二）征求工会和职工意见。在确定下岗方案15日前，必须征求工会或职工的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对集体下岗和职工批量下岗的方案，还需提交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
（三）建立申报备案制度。将下岗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下岗职工人数超过100人的，还须报市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五条 凡是生产经营尚在进行的企业，应当严格掌握下岗人员条件。下列人员不要安排下岗：
（一）烈属；
（二）夫妻双方一方已经下岗的，夫妻离异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的，丧偶有未成年子女的；
（三）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现在仍然保持荣誉称号的。
下列人员一般不要安排下岗，确需安排下岗的，应按有关规定保障其基本生活：
（一）已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或具有部队伤残证明的退伍军人；
（二）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的；
（三）残疾人；
（四）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
（五）其他确有特殊困难的职工。
第六条 建立空岗登记制度。用人单位出现空缺劳动岗位，须向市或所在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空缺劳动岗位登记，同时报行业主管部门。需要招用职工的，先在行业内调剂解决，行业内不能调剂解决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招用职工。
第七条 用人单位必须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招用职工，不得私招滥雇。
第八条 用人单位需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印刷品以及其他形式发布招用职工信息的，必须在发布前报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区、县劳动部门审核，未经审查核准，不得发布。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招用职工10日内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优先招用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
（一）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经市或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批准，可将该失业人员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性拨付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当年招用男45周岁以上、女35周岁以上的下岗职工，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按规定发给用人单位一定数额的补贴；
（三）新办企业必须招用一定数量的下岗职工。一般企业所招下岗职工的人数不得低于全部职工的30％。信息服务、商业、旅游、餐饮、娱乐业的新办企业所招下岗职工的人数不得低于全部职工的50％，其中女性应占所招下岗职工人数的一定比例。
凡新办企业所招下岗职工达到规定比例的，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税务部门批准，可以享受有关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减免税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确需招用流入劳动力的，应按照《天津市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津政发〔1998〕20号）的要求办理。
凡有下岗职工的用人单位一般不得招用流入劳动力。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确需招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居民和外国人的，应分别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职工应贯彻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
（一）从事技术工种工作和到有职业技能标准要求的岗位工作，就业前必须经过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二）从事特种作业劳动的，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取得特种作业资格后，方可上岗。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员；
（二）向求职人员收取保证金、抵押金（物）等；
（三）以交纳集资款、风险金等作为求职人员报名和被录用的条件；
（四）扣留求职人员的身份、学历、职业资格、经历等方面的证件；
（五）以招用职工为名，骗取求职人员的钱物或劳动、学术成果；
（六）以招用职工为名，引诱或胁迫求职人员从事不正当活动，以及进行其他欺骗活动。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不得招用下列人员：
（一）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特殊需要招收的，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二）国家规定的不得使用未成年工的岗位，禁止招用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工；
（三）国家规定的禁忌妇女从事劳动的岗位，禁止招用女职工；
（四）与原用人单位尚未解除劳动合同，原单位又未同意到其他单位劳动的人员；
（五）其他不得招用的人员。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使用大学（大专）、中专、技校、职校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参加实习劳动的在校生。
（一）对外省、市职业技术学校来津实习的学生，均视为流入劳动力，应按照《天津市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办理；
（二）本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实习学生，实习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不得以实习名义招用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毕（肄）业生。
第十八条 中央或外省（市）单位来我市招用职工到外地就业的，应向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明、证明本单位资质的法律文书（企业的营业执照等）、招聘简章以及写明所招人员的工种、专业、人数、使用期限等内容的申请
材料，经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后，到指定的职业介绍机构招用，并按国家有关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的规定办理各项手续。
第十九条 国家和本市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998年10月29日
有感于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权

韩荣营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大都确认律师和记者“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如实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二者根本的共同点是尊重事实，重现事实，通过事实说明问题。重现事实的途径就是调查，在律师称为取证，在记者称为采访。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还事实以真相；记者通过采访报道，用语言、文字或音像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就调查权问题，在其执业活动中，均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一是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被调查单位或个人同意，如果是辩护人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除本人同意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条件。由此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全取决于被调查对象，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无需任何理由，律师均不能调查取证。这与权利本质相悖。所谓权利，是指要求他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既然调查取证是律师的权利，那么就应当是被调查者的义务；而现行法律赋予调查对象许可的权利，律师的调查权反而倚赖调查对象的许可权而存在，显然与权利的本意相悖。由于这样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很大限制，任何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只要不同意接受调查，律师的调查取证就无从谈起。而法律对记者采访报道权利规定更加模糊，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关于记者执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唯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又特别笼统，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连规范性文件也不算，而且政治性还特别强。根本未涉及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问题，使得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传媒与司法方面的研究者，不得不引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残疾人保障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引伸其采访报道权。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权利难以落实。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政策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导致记者采访报道，只要不是为被采访单位歌功颂德，做美化宣传，或者起广告效应的，就很难取得当事人的配合。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记者采访报道需要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如果被采访者不同意，记者是无法完成调查采访工作的。
二是由于以上原因，律师和记者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取证或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律师和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律师取证过程中遭到围攻、威胁，甚至漫骂、殴打，非法拘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矛盾尖锐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时危险性更大。而记者采访报道，除非正面褒扬的，凡是作为反面材料的，有负面影响的，对阴暗曝光的，都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实践中被打骂、砸毁器材，强索资料，甚至非法拘禁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广西南丹矿难事故的调查，记者受到的待遇是：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三是律师运用证据为当事人服务和记者对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予以报道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极为相似：律师如果将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以后，对方当事人一知悉，闭庭后威胁证人撤回证言或者作出与原证言相反的证明，使得律师的工作功亏一篑，导致法庭不能采纳律师依法取得的完全是事实真相的证据。更有甚者，在刑事辩护中，如果律师将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出示给法庭，而且足以推翻控方的证据或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威胁时，个别公诉人和公诉机关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案情，而是迁怒于律师，休庭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用非法手段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把改变证言的原因加害到律师身上，进而以《刑法》第306条迫害律师，有的在休庭后当场带走律师。实践中出现了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清妨害证据案，福建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斌伪证案等一系列冤案。而记者一旦将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如果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或对阴暗面进行揭露，即使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被恐吓、骚扰甚至于被起诉的厄运。而最直接的方式 是：这些记者或记者所在单位的其他记者，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封杀”，象广东高院、兰州市公安局、中国足协都曾下令“封杀”记者。
律师和记者之所以在调查取证权上有诸多相同的厄运，主要是我国目前立法的不足造成的。《新闻法》从着手立法至今已20多年，仍迟迟未出台，并且在2003年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也没有列入。同样《律师法》尽管存在着许多阻碍律师执业的条款，但其修改也未列入五年规划。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记者采访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予以明确，并明确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禁止各种形式对记者采访权的非法侵害。尽快修改《律师法》，恢复《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并明确律师行使此项权利的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记者的执业权利，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才能还事实于真相，才能扬善除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笔者引用著名法学与文学大师冯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律师和记者不用结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别是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股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认为会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视社会监督为寇仇的人，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