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自1945年在美国诞生以后，不久就被不法商人变质为诈财的工具，并由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不但在各国造成重大社会事件，使得数以万计的民众受到损害，而且也使得正在发展中的传销事业的形象大受打击。传销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之后，在我国独特的重人情关系的土壤里，演变成了一种“杀熟”的手段，被人称为“经济邪教”，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进和资金市场的不断活跃，传销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空间，死灰复燃之势愈演愈烈，传销大案时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本文拟对传销犯罪的现状予以多角度考察，分析其特点及社会危害性，从犯罪构成基本理论出发解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传销呈现出新特点

　　（一）花样翻新。“消费联盟”、“连锁加盟”、“互动式营销”、“全球得利计划”、“网络营销”等形式相继出现，不法分子大肆鼓吹传销行为是所谓的“21世纪最具潜力及效益之革命性行销方式”，声称此种营销模式投资定额，而收益无限，其目的就是不断地扶持和发展“下线”。传销组织者不再靠出售化妆品、保健品、日用百货等产品来拉下线，而是以所谓的“产品”为幌子，把重点放在“拉人头”上。

　　（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传统传销活动多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集中地区、居民小区或家属院内，改大规模聚集为小规模多点聚集，指定专人外出采购必要的生活用品，行动谨慎，行踪不定。近阶段，又衍生网络传销，金融网络传销猖獗，组织者在网上发布传销信息，参加者浏览、接收信息，借用网络隐蔽上下线。

　　（三）管理手段翻新。一般传销管理手段严密，传销组织者对参加人员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由组织者统一安排同吃同住同上课。平时基本上不允许外出和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偶尔外出和对外联系都有人监视，对不听话者轻则开会批斗，重则拳脚相加。目前，已有传销组织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感化手法，不仅没有打骂行为，甚至成员回家还提供免费火车票，不少人因此降低了警惕，迷惑了众多群众。

　　（四）参加人员年轻化、多样化。参与传销者人员复杂，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和各行各业，包括农村外出打工者、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在校职高生和中专生，甚至大学生、公务员。据调查，传销人员中80%左右为年轻人，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已被列为当前传销组织“锁定”的重点发展人群。

　　（五）欺骗手段狡诈。一些传销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通过伪造营业执照、新闻报道和领导合影等虚假信息，混淆传销与直销概念，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大肆渲染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安排“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等方式，不断刺激参加者的贫富差距感，对参加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洗脑后，专门指派“老师”向新参加者传授“经验”，从而使得传销网络屡禁不止。1

　　（六）传销的“经济邪教”特点日趋明显。传销组织对传销人员管理苛刻，诱骗加入时多采取威吓手段。大多数传销人员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艰苦，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诱发杀人、抢劫、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的诱因。其中有一些成员成为了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有一些则结成“反传同盟”、“传销难民营”等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以绑架、勒索等形式报复传销网络中人，并将自己的不幸迁怒于政府，报复社会。

　　（七）传销活动向着有组织的犯罪发展。有的传销头目与境外非法组织和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传销结成黑帮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各省市传销大案层出不穷，规模越来越大，如2009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非法传销第一案“蝴蝶夫人”何跃兰传销案。这个组织通过拉人头、高额返利等方式开展传销活动，发展会员6万多人、代理商500多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区，涉案金额高达3.35亿。2012年8月，江苏镇江警方破获“世纪通”巨大传销案，该案业务遍布20多个省市、非法敛财10亿余元、旗下发展13万余人。

　　二、传销给我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首先，传销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非法传销活动的本质是欺骗，参与传销者并未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大部分传销活动都是无商品的销售，就是俗称“拉人头”的销售。这些传销以骗来多少人为依据进行计酬和提成，事实上传销人员既没有进行商品的生产也没有促进商品的流通，财富仅仅从多数被骗者手中流入到层级较高的个别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手中，只存在财富占用者的改变，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参与传销的人员基本上都有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阻碍社会财富的生产。

　　其次，传销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传销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反复轰炸式洗脑，会使参与者最终突破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让人不以欺骗为辱，反以为荣，即便组织被取缔，不再从事传销，已经没有正常人做不道德事时的内疚感，变得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础。这样的社会成员如果达到一定规模，社会控制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3

　　再次，传销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一些怀有破坏国家团结统一，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利用传销进行非法宗教和迷信、帮会、邪教及明显带有政治性煽动的活动，对人进行精神控制，进行破坏活动。近年来发生的传销活动被法轮功利用、少数民族参加传销的案件即是例证，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邪教组织参与传销，以传销的利益驱动传播邪教，以邪教的精神控制推动传销，将使打击传销工作更加复杂。而少数民族因为经济落后，利益诱惑将更加强烈，因查处传销及传销被骗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将会导致新的社会危机。4

　　最后，传销活动对社会造成其他多方面的侵害。传销以欺骗为直接手段，出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源。参与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解脱的方式就是发展下线，欺骗别人，一个庞大的骗子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传销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瓦解作用不可小视，传销活动参与者多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被亲戚朋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外省市，亲友之间的互相欺骗是对社会稳定基础的极大破坏。假如传销无限制发展下去，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资源将无限流失，终究会动摇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传销的参与人员多是下岗工人、未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参与传销的最后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人血本无归，债务缠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洗脑”过分投入，精神接近崩溃边缘。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外地人跨省传销已经成为非法传销的主要形式，大量传销人员被骗后身无分文，流落异乡，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诈骗、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陷社会于无序状态，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如此恶性循环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

　　针对传销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29日在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以“非法经营罪”对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定罪处罚。依照该批复，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要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基本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此外还要考虑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法律上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在适用中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各地标准不一，从而对传销一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各不相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其中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传销罪名及量刑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对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加大了打击力度，可以充分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面，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受到刑罚处罚，是对其恶行的惩罚，可以实现刑罚报应的目的。按照《修正案（七）》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即可构成犯罪，而不必等到传销行为情节严重、获得数额较大的利益时才给予刑罚处罚，加大了刑法制裁传销行为的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销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定具有宣示作用，揭开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所宣扬的“传销合法”、“国家对行业暗中保护”的谎言。这是对传销组织里的欺骗谎言进行的最有力回应和揭露，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传销的犯罪本质，从而预防更多的人参与传销活动。

　　根据《修正案（七）》的规定，可从以下四各方面确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解释该罪设立的背景是：“近年来，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结合本文关于传销社会危害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是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了传销活动。“从《修正案（七）》第4条的规定看，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都是对传销活动的界定。”5刑法对传销活动从三方面进行严格界定，必须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构成该罪。即一要有收取或变相收取“入门费”的行为，二是将“拉人头”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三是同时要有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的行为。仅符合传销行为某一方面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具体到我市，根据天津市2011年发布的《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1、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10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2、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且只能是自然人。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未列入主体范围之内。传销活动之所以猖獗，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了主要和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传销的重点打击对象。根据2010年5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大量的一般传销参加者由于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而上当受骗，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追究，仍由行政手段规制，以说服教育为主，体现了国家动用刑罚权的谨慎态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都有非法牟利等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为了谋取利益仍然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过失不可能构成该罪。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在实施传销活动过程中构成本罪，又构成其他如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犯罪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处理数罪的原则，从一重处或数罪并罚。

　　注释

1 胡军：《当前非法传销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5期。 2 王海鹰：《非法传销立法打击迫在眉睫》http：//www.zhixiaowang.com/article/article_2148.html，2012年8月23日。 3 传销的深层次危害——《“408”传销大案》随感.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10-10/10-14102_3.html，2008-11-12。 4 熊英：《对设立非法传销罪的立法思考》，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5 高铭暄：《罪名之研析（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8日。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草原管理试行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83年9月24日青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由省人民政府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第三章 草原的管护、利用和建设
第四章 草原纠纷的调解与裁决
第五章 草原管理机关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草原是我省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畜牧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为了维护我省草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对草原的管理，促进畜牧业发展，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我省牧区草原及农业区草山、草地、均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第三条 我省草原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营农牧场、部队牧场使用的草原，属全民所有。
牧区的草原，凡属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固定使用的，为集体所有。拥有草原所有权的单位可将草原承包给基层生产单位或个人长期使用。固定所有权的草原界限，由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划定，登记造册，发给草原使用证。
农业区的零星草坡草地属集体所有，使用权可固定给农（牧）户。
草原上的森林、矿藏、水域、牧道、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未利用的草原、山林均属全民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林、草原、荒地除外。
第四条 国营农牧场与周围生产队之间的草原界线，以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定的为准，不得擅自改变；县与县、乡与乡，队与队之间的草原界线，按照行政区划，参照历史放牧习惯，由州、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条 由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利工程和其他生产设施属全民所有，可以固定给生产单位使用，并由其负责管理养护。
第六条 经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分给农牧民的小片草场，归个人长期使用。小片草场只能用于牧业，不准开荒从事农业耕作，不准买卖、租赁和转让。

第三章 草原的管护、利用和建设
第七条 对草原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的义务：
一、不得擅自开垦草原，凡擅自开垦的，一律限期封闭，由开垦单位或个人改种牧草，恢复植被，虽经批准，但开垦后造成草原沙化、碱化、水土流失，严重影响畜牧业生产的，也要封闭，退耕还牧，并由开垦单位负责恢复草场；
二、严禁砍挖荒漠、半荒漠草原上的固沙植物和河流两岸、陡坡上的灌木；
三、凡经有关部门批准，在草原、草山、草地挖药材、拉沙石等，要在统一安排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并要随挖随填，注意保留一部分植物的母株；
四、国营农牧场、部队农牧场和集体单位的粮、料地，必须固定地块，测定亩数，划定界线，非经批准，不得扩大或撩荒，不准任意挖草皮垒墙或烧灰，不准放火烧荒；
五、必须经常防治鼠害虫害、防除毒草害草，对草原上捕食鼠虫的鹰、雕、鼬、狐等益禽益兽要严加保护。
违反上述各项规定者，由草原管理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责令赔偿经济损失，或处以罚款，或二者兼施。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4月30日为草原防火期，各单位对草原上一切用火和可能引起火灾的活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严加管理。一旦发生草原火灾，要迅速组织群众扑灭，并要查明原因和情况，根据损失大小，对肇事者追究经济或法律责任。
第九条 拥有草原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单位，必须建立相应的草原管理责任制，使其同牲畜的承包责任制统一起来，明确规定草原保护、利用、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条 拥有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单位，都要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畜群结构，合理安排季节草场，实行轮牧，合理配置畜群饮水点，合理设置绵羊配种点。草原使用单位要定期测定产草量，根据当年产草量的丰歉，调整牲畜过冬存栏数，逐步实行以草定畜，做到畜草平衡。
凡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的，必须由草场所有者或使用者补种牧草或围栏封育，恢复植被。否则，草原管理机关可予以警告或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机动车辆必须在固定公路和自然通道上行驶，凡有固定公路线的地方，不准离开固定的公路线行驶，没有公路的地方，应在草原管理机关划定的线路上行驶。违者，由草原管理机关予以经济制裁。
商业部门收购牲畜，应按指定的路线赶运和放牧，不得与牧民争用草场。如需变更路线，应征得沿途草原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同意，并报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农牧业区划，组织农林牧等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制定本地方的草原建设综合规划，合理配置天然草场、围栏草场、人工饲草饲料地、牲畜棚圈、牧民住房和供水点等。
跨乡、队的草原建设，要坚持等价互利、合理负担的原则，提倡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处理好受益和非受益乡队的关系。

第四章 草原纠纷的调解与裁决
第十三条 解决草原纠纷，应本着根据现实，照顾历史，有利团结、有利生产的原则进行。
第十四条 国营农牧场要严格遵守已划定的场界，不得与生产队争草原，生产队必须维护国营经济的发展，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国营农牧场的草原。
第十五条 发生草原纠纷时，凡过去有协议的，严格按协议执行。没有协议的，通过协商达成新的协议。达不成协议的，双方应将各自方案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在草原纠纷没有解决前，双方应暂时撤出有争议的地段，并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建筑和设施。对制造草原纠纷，煽动械斗，造成人畜伤亡等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草原纠纷拥有裁决权：
一、生产队之间、生产大队之间的草原纠纷，由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政府裁决；
二、乡与乡之间、乡与县属生产建设单位之间的草原纠纷，由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裁决；
三、州属县之间、县与州属生产建设单位之间的草原纠纷，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裁决；
四、州与州（或地、市属县）之间，州与省属生产建设单位之间，以及地（市）属县之间的草原纠纷，由省人民政府裁决。
第十八条 草原纠纷已经裁决，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如对裁决不服，应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最终裁决。拒不执行裁决，且在规定期限内又不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最终裁决仍不执行的，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草原管理机关
第十九条 省、市、县、乡分别成立草原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条 草原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草原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并组织有关调查研究工作；
二、审核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协助人民政府办理草原登记和发放草原土地证，调解和处理草原纠纷；
三、协助人民政府办理草原的调节、征用和占用的审批工作；
四、检查草原使用情况，坚决制止滥垦、滥牧、破坏草原的现象；
五、广泛进行保护和建设草原的宣传教育，对保护、建设草原成绩卓著的单位和个人，报请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3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