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葡萄牙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打击犯罪方面的有效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义务

　　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应对方请求，相互引渡在一方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对其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只有在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才能同意引渡：

　　（一）为进行刑事诉讼而请求引渡的，根据双方法律，对于该犯罪均可判处一年以上徒刑；

　　（二）为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时，不应考虑双方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者使用同一罪名。

　　三、如果引渡请求涉及两个以上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要其中有一项行为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被请求方即可以针对上述各项行为同意引渡。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认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是政治犯罪，或者被请求方已经给予被请求引渡人受庇护的权利；

　　（二）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引渡的目的是基于被请求引渡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该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为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三）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

　　（四）在收到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是被请求方国民；

　　（五）根据任何一方的法律，由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已被赦免等原因，不应当追究被请求引渡人的刑事责任；

　　（六）被请求方已经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作出生效判决或者终止刑事诉讼程序；

　　（七）请求方是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除非请求方承诺，被请求引渡人在引渡后有权利和机会对其定罪进行上诉、或者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审判。

　　（八）执行请求将损害被请求方的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或者违背其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被请求方的国内法或者两国均为当事方的任何国际条约、公约或者协定不认为是政治犯罪的行为，不得被视为政治犯罪。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根据本国法律对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具有刑事管辖权，并且对被请求引渡人就该犯罪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或者准备提起刑事诉讼；

　　（二）由于被请求引渡人的年龄、健康等原因，根据人道主义原则不宜引渡的。

　　第五条 在被请求方提起刑事诉讼的义务

　　如果根据本条约第三条第（四）项不同意引渡，则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要求，将该案提交其主管机关以便根据其本国法律提起刑事诉讼。为此目的，请求方应当向被请求方提供与该案有关的文件和证据。

　　第六条 联系途径

　　一、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应当通过各自指定的机关进行联系。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外交部，在葡萄牙共和国方面为共和国总检察院。

　　三、本条第一款所指机关之间进行联系，可以使用英文。

　　第七条 引渡请求及所需文件

　　一、请求方请求引渡应当出具请求书，请求书应当说明：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已有的其国籍、身份证件的种类及号码、职业、外表特征、住所地和居住地以及其他有助于辨别其身份和查找该人的情况；

　　（三）犯罪事实，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

　　（四）对犯罪的定罪量刑、追诉或者刑罚时效，以及可能涉及的提前释放方面的法律规定。

　　二、请求方请求引渡，应当在出具请求书的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一）为了提起刑事诉讼而请求引渡的，应当附有逮捕证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的副本；

　　（二）为了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应当附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副本，对于已经执行部分刑罚的，还应当附有已经执行刑期的证明；

　　（三）支持请求的其他信息或者材料；

　　（四）如果可能，被请求引渡人的照片、指纹以及其他请求方掌握的可供确认被请求引渡人的材料。

　　三、请求方根据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提交的引渡请求书或者其他有关文件，应当由请求方的主管机关正式签署或者盖章，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文字的译文。

　　第八条 补充材料

　　如果被请求方认为，为支持引渡请求所提供的材料不充分，可以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如果请求方未提交补充材料，应当被视为自动放弃请求，但是不妨碍请求方就同一犯罪重新提出引渡请求。

　　第九条 临时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以在提出引渡请求前，请求另一方临时羁押被请求引渡人。此种请求可以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或者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以书面形式提出。

　　二、临时羁押请求应当包括本条约第七条第一款所列内容，并说明已经备有该条第二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所列文件，以及即将提出正式引渡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当将处理该请求的结果及时通知请求方。

　　四、如果被请求方在羁押被请求引渡人之后的三十天内未收到正式引渡请求，则应当解除临时羁押。经请求方合理要求，上述期限可以延长十五天。

　　五、如果被请求方后来收到了正式的引渡请求，则根据本条第四款解除的临时羁押不应妨碍对被请求引渡人的引渡。

　　第十条 对引渡请求作出决定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引渡请求，并且及时将决定通知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如果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引渡请求，应当将理由告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如果被请求方同意引渡，双方应当商定执行引渡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宜。

　　二、被请求方应当将被引渡人在移交之前已经被羁押的时间告知请求方。

　　三、如果请求方在商定的执行引渡之日后的十五天内未接收被引渡人，被请求方应当立即释放该人，并且可以拒绝请求方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的引渡该人的请求，但本条第四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果一方因为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的期间内移交或者接收被引渡人，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双方应当再次商定执行引渡的有关事宜，并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十二条 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正在被请求方因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之外的犯罪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服刑，被请求方可以在作出同意引渡的决定后，暂缓引渡该人直至诉讼终结或者服刑完毕。被请求方应当将暂缓引渡事项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暂缓引渡可能给请求方的刑事诉讼造成严重障碍，被请求方可以在不妨碍其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并且请求方保证在完成有关程序后立即将该人无条件送还被请求方的情况下，根据请求方的请求，临时引渡该人。

　　第十三条 数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如果包括请求方在内的两个以上的国家就同一人提出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当根据其国内法决定是否接受任何一国的请求。

　　第十四条 特定规则

　　除同意引渡所针对的犯罪外，请求方对于根据本条约被引渡的人，不得就该人在引渡前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也不能将其引渡给第三国，但是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被请求方事先同意。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可以要求提供本条约第七条所规定的文件或者资料，以及被引渡人就有关犯罪所作的陈述；

　　（二）该人在可以自由离开请求方之日后的四十五天内未离开该方。但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离开请求方的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

　　（三）该人在已经离开请求方后又自愿回到该方。

　　第十五条 移交财物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扣押在其境内发现的犯罪所得、犯罪工具以及可作为证据的财物，并且在同意引渡的情况下，将这些财物移交给请求方。

　　二、在同意引渡的情况下，即使因为被请求引渡人死亡、失踪或者脱逃而无法实施引渡，本条第一款提到的财物仍然可以予以移交。

　　三、被请求方为审理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可以推迟移交上述财物直至诉讼终结，或者在请求方返还的条件下临时移交这些财物。

　　四、移交上述财物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者任何第三人对该财物的合法权利。如果存在此种权利，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在诉讼结束之后尽快将被移交的财物无偿返还给被请求方。

　　第十六条 过 境

　　一、一方从第三国引渡人员需经过另一方领域时，应当向另一方提出过境请求。如果使用航空运输并且没有在另一方领域内降落的计划，则无需提出过境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反其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同意请求方提出的过境请求。

　　第十七条 通报结果

　　请求方应当及时向被请求方通报有关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执行刑罚或者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的情况。

　　第十八条 费 用

　　在被请求方的引渡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被请求方承担。与移交和接收被引渡人或者移交财物有关的交通费用和过境费用应当由请求方承担。

　　第十九条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根据任何其他条约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二十条 争议的解决

　　由于本条约的解释或者适用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一条 生效、修订和终止

　　一、本条约自通过外交途径收到关于完成各自宪法或者法律规定生效程序的最后一份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三十天后生效。

　　二、本条约可以经缔约国书面协议随时予以修订。修订应当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生效。

　　三、任何缔约国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一百八十天生效。

　　四、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犯罪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葡萄牙共和国代表

　　　　　　　　　　　　　　　　　　　　　　　　　　　　张业遂　　　　　　　　路易斯·阿马多



附　件：





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张卫平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