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几点追问

毛立新


　　曾参与办理佘祥林一案的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民警潘余均，于5月25日在武汉市黄陂区自缢身亡，死前留下"我冤枉"三字血书（见新京报5月26日、28日、29日）。惊闻此讯，笔者痛心不已。佘祥林受冤固然令人同情，媒体和舆论对办案民警痛加指责也无可厚非。但现在，面对一个42岁人民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就能坦然接受吗？为了那个同样有着妻子、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为了那些仍战斗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第一线，日日夜夜流血流汗而又默默无语的警察兄弟，我要为潘余均鸣冤！
　　佘祥林冤案的造成，警察固然难辞其咎，但把帐都算到警察头上，却是违背事实、显失公正。大家知道，我国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公检法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办错了案、抓错了人，固然关系重大。但从诉讼理论上讲，公安机关的结论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是否真实可信，还要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检验，接受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层层审查与审理。试问：如果说侦查弄错了是警察的责任，但案件起诉错了、判决错了，能说都是警察的错吗？
　　事实上，此案在起诉和审判过程，检察院、法院都发现了诸多疑点，但又有谁做到了尽职负责、依法处理呢？湖北省高院在二审中发现存在"五大疑点"，但为什么不按照"罪疑从无"原则宣判佘祥林无罪？试想，如果当时宣判无罪，而不是发回重审，又何来后来的错误判决，何来佘祥林11年冤狱生涯？对此，湖北省高院不仅不加反省，还一度作为经验加以宣扬，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还有京山县法院、荆州市中院，为了确保佘祥林受到有罪处理，竟然违法改变管辖，并在证据并不确凿、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有罪判决，其过错比之于警察谁更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非想指责法官、检察官，更不是想为警察推卸责任。而是想说明，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并非是哪个人、那个职业群体的单独过错。正如许多法学家早就指出的，佘祥林一案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司法的观念之弊、体制之弊、制度之弊，更大一点说是政治制度之弊。作为个人，每个参与办案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只是中国司法这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上的几个零件，在既定的运行轨道上，他们又有多少选择？换句话说，即便换成你我，难道就能保证此案不办错？设想一下，面对层层加码的"限期破案""命案必破"，面对上级领导批示和政法委的协调定案，面对受害家属的联名上访，面对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不管换成谁，又能保持多少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抉择？
　　潘余均走了，他到底怀着何种屈怨，以致如此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不管他对佘祥林一案负有多大责任，都罪不至死。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均应受到同等的关注和珍视。现在，面对这名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要问的是：是否应有人对此亡负责呢？报载，5月21日潘被湖北省纪委工作人员带至武汉市黄陂区隔离审查，24日中午他给妻子打电话称"是偷跑出来的，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了，我先走了"，25日凌晨即被发现自缢身亡。由于不了解知详情，笔者不敢断言潘余均是否受到过某种非正常的对待。但至少可以提出几点质疑：一是所谓"隔离审查"，是"两规"还是"两指"，如果二者都不是，那又是什么，依据何在？二是在"隔离审查"期间，潘余均又何以能够"偷跑出来"，这是否属于工作"失误"或者"事故"，应否有人负责？三是潘余均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是否遭受了不人道、有伤人格尊严的审查方式，使其备感屈辱，萌生去意？四是潘余均作为当年佘祥林专案组排名最后的一名民警，是否在审查中被迫承担了与其身份、地位和作用并不相称的责任与压力，使他备感委屈和不公正，以致死前仍在念叨"我冤枉"？
　　这些质疑，虽属猜测，但我认为仍有提出来的必要。因为，不管事实到底如何，出于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负责，有关部门都应详加调查、并给出公正的结论。潘余均的生命固然无可挽回，但对于他的死，我仍有进一步的担心，害怕有关部门不加认真调查，再随手扔给他一个"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帽子。则不仅潘余均死不瞑目，更会使众多执法人员顿生"兔死狐悲"之哀，伤了大家的心。虽说近来警界"事故多发"，警察倍受社会指责，简直成了"过街老鼠"，感觉灰溜溜的。但大家都明白，社会离不开警察，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仍需警察冲锋在前，是他们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之间为我们树起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墙。警察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但也绝非都是无赖和流氓。100多万人的警察队伍中出过不少败类，但更多的是流血流汗的英雄，是忠于职守的战士。据统计，我国每年都有400多名警察牺牲，近7000人因公负伤，请问在中国有哪个群体能付出如此牺牲？所以说，是他们用鲜血和忠诚浇铸了共和国的安宁！
　　为了那些沉默无语的警察，为了公平与正义，为了我们的共和国，我要为警察说句话，我要为潘余均鸣声冤！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第74号



　　《大连市封山禁牧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9月14日市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施行。

　　　　　　　　　　　　　　
市　长　夏德仁
　　　　　　　　　　　　　　
二○○五年十月八日 　

大连市封山禁牧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培育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封山禁牧或从事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封山禁牧，是指对林地进行封育，并禁止放牧等人为活动的一种管护方式。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植未成林幼林地、特种用途林、防护林、疏林地、灌木林地，以及荒山、荒沟、荒坡，应划定为封山育林区，实行封山禁牧。
　　封山育林区由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林业发展规划和本地区森林资源情况划定，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条　封山禁牧应当贯彻统筹规划、以封为主、封育结合、管理与保护并重、依法管理与乡规民约相结合的原则，保证林业生态建设质量。
　　第五条　市及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封山禁牧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应协助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封山禁牧工作。
　　城建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政府确定的职责负责分管区域内的封山禁牧管理工作。
　　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扶持禁牧区群众调整畜禽品种结构，种植优质牧草，做好推广草食畜禽舍饲圈养等工作。
　　财政、公安、水务、土地等有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封山禁牧工作。
　　第六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封山育林区划，确定实行封山禁牧的具体范围和方式，并组织有关单位在封山禁牧区的主要路口、山口等地设立标牌、界桩及其他设施，注明封山禁牧区域和有关要求。
　　第七条　封山禁牧实行责任制。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看护的林地，由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封禁；乡（镇）、村集体经营看护的林地，由乡（镇）、村负责封禁；通过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形式获得使用权的林地，由使用人封禁。
　　第八条　封山禁牧区的村民委员会或基层单位应当订立护林禁牧公约，明确护林的义务和责任，加强封山禁牧宣传，教育群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封山禁牧区建立护林组织，负责当地人民政府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护林工作。护林组织可以聘用专职护林员。专职护林员由林地经营单位民主推荐，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由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聘任，并核发护林员证书。
　　专职护林员的主要职责：
　　（一）巡逻护林；
　　（二）宣传国家有关保护森林资源的法律、法规、规章；
　　（三）制止违反本办法及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有权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协助办理林业违法案件。
　　第十条　封山禁牧区内，严禁从事下列活动：
　　（一）放牧、砍柴、狩猎；
　　（二）采石、挖砂、采矿、垦荒；
　　（三）移动或者毁坏标牌、界桩及其他封山禁牧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十一条　封山禁牧区内林木确需抚育采伐的，须经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并报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林木采伐后，林业经营管理单位或个人应当及时补植，并根据林木生产状况进行抚育。
　　第十二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封山禁牧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封山禁牧检查、评估，并将结果予以通报。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林业工作机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致使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二）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致使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毁坏森林、林木的具体赔偿标准，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