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我国遗产破产制度研究
廖显堂

摘 要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向完善发展的过程。法律因习惯而生，也因习惯而变。我国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颁布了强调养老育幼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的继承法，缺乏对遗产债权的保护，遗产债权的保护与继承法的社会功能和继承人利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求得两者的平衡，很有必要引入遗产破产制度。本文考察了国外遗产破产制度的沿革和功能，在对中外继承与破产制度的比较和分析的研究中，笔者认为遗产破产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进而对就如何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破产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包括论述了遗产破产的立法名称、破产财团、破产程序启动、债权的确认、财产的分配和程序终结等，建立遗产破产制度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继承和破产法治。
关键词：遗产破产；破产能力；独立性；必要性；破产财团；破产分配
图书分类号：D922.291.92

On Building Our National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Abstract
Accompa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law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simplicity to consummation. Law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habit and thought of society also cannot stand still with them .Our country issue inheritance code which emphasize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ignore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 for balancing the interest of both part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our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This thesis has researche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it is believed in that the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is independent by means of studying and comparing Chinese to the other national inheritance and bankruptcy system. Further then, it has specific designed our nation legal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in this paper. It demonstrated the name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property of the estate and distribution of assets etc., and it will make the rule of inheritance and bankruptcy law perfect.
Key words: Inheritance bankrupt; the ability of bankruptcy; Independence; Necessity; Property of the estate; Distribution of assets

前　言
社会发展表现为一个过程，一个由低级、野蛮向高级、文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向完善发展的过程。法律是传统的、习惯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法因习惯而生，也因习惯而变。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具有长期的身份继承和父债子还的传统。近代清末修律，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破产的法律《破产律》，但仅仅颁布两年就因多遭非议而被明令废止。1910年颁布《大清现行刑律》，仍带有传统“诸法合体”的色彩，其有关继承的规定大体沿袭古制，少有变革。曾仿德日民法拟成《大清民律草案》，这部法律并未颁布。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颁布继承法，实行概括继承原则下的选择限定继承制度。1935年，颁布了破产法，该法采纳一般破产主义，适用于商人和非商人，同时规定遗产具有破产能力，从制度上废除了身份继承和父债子还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即废除了民国时期颁布的所有法律。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制度下个人财产很少，也鲜有个人经济交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我国继承法颁布，确立了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再次从制度上废除父债子还的习惯。但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法的宣示、指引作用呈现出一个过程性的变化；加上我国继承制度的不完善，以至我国现今在关于自然人死后的债务偿还的社会观念上表现出父债子还、人死债没、限定继承的多种观念并存的多元化形态。基于我国当时的社会情况，颁布了强调养老育幼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的继承法，却缺乏对遗产债权的保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行继承法的社会功能和继承人的利益与遗产债权的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求得两者的平衡，本人认为，应该引入遗产破产制度，并结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和习惯，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破产制度。

一、遗产破产制度的概述
（一）遗产破产的概念
　　《台湾破产法》第59条规定：“遗产不敷清偿被继承人债务，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亦得宣告破产:一无继承人时。二继承人为限定继承或继承人全体抛弃继承时。三未抛弃继承之继承人全体有破产原因时。前项破产申请，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及遗嘱执行人亦得为之”[2]。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将个人破产定义为:“公民死亡，其遗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包括未到期债务)时，经其继承人或债权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依法宣告被继承人破产，将其全部遗产公平清偿给所有债权人的制度”[3],把个人破产制度解释为遗产破产制度。1995年汤维建引用的遗产破产的定义为：“谓遗产破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其遗产不足以清偿所欠债务，并且也无继承人继承遗产，或者虽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仅为限定继承或全体抛弃继承，或者未抛弃继承的继承人全体均有破产原因，经债权人、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及对遗产有管理权的遗嘱执行人的申请，由法院针对遗产所宣告的破产[4]”，此概念与台湾破产法规定相同，且只以债务超过为破产原因[5]。日本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为“认定以继承财产不能对继承债权人以及被遗赠人完成清偿的[6]”，与债务超过相似，增加受遗赠人有权申请破产。学者付翠英对遗产破产的定义中没有了台湾破产法的三种情形的限定[7]。但《德国破产法》将“支付不能”和“资不抵债”都作为遗产破产的原因，规定在继承人、遗产管理人、遗产看管人或遗嘱执行人申请开始程序的，支付不能亦为破产原因[8]。看来，遗产破产的原因有债务超过和支付不能两种。各国对遗产破产的申请人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原1992年公布的《日本破产法》第130条规定，在破产申请后或破产宣告后破产者死亡之场合，破产程序作为对继承财产而继续进行[9]，说明存在先开始自然人破产程序后因自然人死亡而开始遗产破产程序。本人认为，在我国大陆没有遗产破产制度，不能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遗产破产进行定义的情况下，遗产破产的定义应该能反映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形，包括两种破产原因、被继承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况，并且还应包括已经开始的自然人破产程序中自然人死亡的情形。因此遗产破产应表述为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后，其遗产不足或不能清偿债务，经申请由法院针对遗产所宣告的破产，或在已开始的自然人破产程序中因被破产人死亡而继续进行针对遗产的破产程序。
　　（二）遗产破产制度的产生和立法概况
　　破产制度产生，实质包括两个方面制度的确立，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上，债务人仅以现有的财产和权利承担责任，确立债务人的有限责任，债务人以现有财产和权利承担债务以后债务人的继续偿还责任免除；另一方面是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上，以债务人现有的财产和权利为限在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后世的破产制度是古代的债务执行制度逐渐演变而来的，破产制度的雏形要追溯到罗马法程式诉讼时期对财产强制执行的财产拍卖制度，通过对扣押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拍卖以清偿债务。到罗马法非常诉讼时期，对财产执行制度进一步发展为财产委付制度，当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时，经二个以上有执行名义的债权人申请，或者经债务人本人作出委付全部财产供债权人分配的意思表示，裁判官则谕令扣押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交由财产管理人悉数变卖，以价金公平分配给债权人。从罗马法开始，自然人破产制度一直是破产法的基本内容,也是破产制度的发端。1244年《威尼斯条例》颁布，制定了第一个比较详细的商人破产条例。
　　遗产破产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是确立了自然人死亡后仅以其所留财产为限偿还债务，而不是由其继承人继续偿还的做法。这得益于限定继承制度的确立。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形，这时只能以遗产为限偿还债务，但制度的确立才是实质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解决债权人公平受偿问题。限定继承制度的确立，当数额一定的财产不抵债时必然产生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的，因为债权之间本来是平等的。继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亦反映经济发展的状况。关于遗产债权，考察罗马法，经历了由身份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由概括继承发展为限定继承的过程。当时罗马的继承，主要是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以绵延家祀于不绝，以后经济关系的变化，财产成了继承的主要对象。随着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概括继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据，于是大法官适应继承制度变革的需要，通过司法实践，逐步废除了概括继承制度。公元531年，优帝一世规定继承人有权就其继承的财产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但应依法对被继承人的遗产造具清册，限定继承制度正式确立[10]。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以遗产为限清偿债权而不能要求继承人承担了，这就产生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问题。“十三世纪中后期，德国北部的一些商业城市针对债务人死亡或逃逸的情况，开始出现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程序，这个以债权人平等受偿主义观念支撑的程序，被学者看作是德国破产程序的开端”[11],这是本人能找到的最早关于类似于遗产破产的记载。十七世纪后，德国破产制度受西班牙破产法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程序设计和增强操作性，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法对德国法产生影响，最初进行破产法编纂的1855年普鲁士破产法，确立了一般破产主义，自然人破产制度成为破产法的内容。德国统一后1877年制定了统一的破产法，而后又进行了很大的修改，修改后的法律1900年起正式施行[12]。1994年德国对破产法进行了修改，并于1999年正式施行，这就是德国现行破产法，德国确立了完善且现代化的自然人破产制度。同时对遗产破产程序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德国破产法》第十编特种支付不能程序中第一章遗产支付不能程序共有16条做出了关于遗产破产的程序，包括管辖、申请权人、申请期间、程序开始原因、继承人费用、财团债务、继承人请求权、后顺序债务、后位继承、遗产买卖、继承人同时支付不能等做出规定，并且在其民法中作了很好的衔接规定。
　　当今，很多国家规定了遗产破产程序。《法国司法重整与司法清算法》第16条规定“商人、手工业者或农业生产者在停止支付状态下去世的一年内，应继承人的申报或债权人传唤、法庭依职权或检察官的申请立案，其余程序适用个人破产程序。”[13]《瑞士联邦债务执行与破产法》第193条规定了对拒绝继承或负债遗产，债权人或继承人要求或主管机构通知法院进行破产清算[14]。《英国破产法》第412条个人破产规则的附表9中第19条确定了可以对已经死亡的债务人或破产人适用第八至第十一部分关于个人破产的规定，同时第421条对死亡人的破产财产作了一些规定[15]。还有澳大利亚、香港等都规定了亡故债务人的破产清算。
日本历史上德川幕府时代曾经有所谓“家资分散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经过全体债权人同意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由债权人供分配的制度，它和罗马法上的财产委付制度非常相类。1872年日本还颁布了家资分散法。日本早期的这些立法虽然有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些要素，但它毕竟不是近代破产法。1890年日本借鉴法国破产法制定了商法破产编，采纳商人破产主义，同年又重新颁布了适用于非商人的家资分散法。日本新商法颁布以后，按照德国法又对破产法进行了修改，于1922年颁布新破产法，采纳一般破产主义，自然人破产也受其调整。二战以后，日本破产法受美国法的影响，1952年废除了破产不免责主义，对自然人破产采纳免责主义。日本破产法原来将自然人、法人、继承财产三种制度并列在一起规定，2004年新修改的破产法专门对继承财产破产的特例设立继承财产的破产、继承人的破产、受遗赠人的破产三节，对其管辖、破产原因、申请人、申请期间、破产程序决定之前和之后的财产继承、破产财团的范围、继承人等的说明义务、债权人和受遗赠人的地位、废止破产程序的申请、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与继承财产破产的关系均进行了规定，日本规定了目前最详尽完善的遗产破产制度。
　　中国近代意义的破产法要数1906年清王朝颁布的《破产律》，该法适用于商人，但非商人也可以参照适用，这部算得上中国自然人破产制度最早立法渊源的法律施行了两年就被废除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破产法，该法采纳一般破产主义，适用于所有私法人，另外依据其59条，遗产具有形式上的破产能力。这部法律后来曾略作修改，现在仍然适用于台湾地区。
（三）遗产破产能力
1．破产能力
破产能力，它是指民事主体得以适用破产程序的资格。台湾学者陈计男在《破产法论》一书中提到:“能力要件者，为许可和解或破产宣告之主观要件，即能受许可和解及破产宣告之资格也。[16]”日本学者也认为“能够接受破产宣告成为破产者的资格称为破产能力[17]”。作为民事主体的一种资格，破产能力是特别法上的资格,它既是民事主体的权利，也是民事主体的义务，它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私权的干预。破产能力的意义在于，它是构成诉讼程序上对债务人适用破产程序的必要和实质条件，破产能力范围的大小决定着破产法适用范围的大小。世界各国关于破产能力的立法一般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一般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适用于不能清偿债务的所有债务人，债务人的破产能力不因其为商人或者非商人而有所差别的立法原则。一般破产主义立法为近代英国、德国破产立法所倡导，现已推广普及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日耳曼法系的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家和英美法系中的许多国家均采此制度。采此主义者，多以破产法为独立法典,这种立法模式不限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承认民事主体均有破产能力；二为商人破产主义，将民事主体区分为商人和非商人，从而规定破产法只适用于商人而不适用于非商人，此种制度称为商人破产主义。这一制度来源于古罗马和意大利商业中心城市的破产执行制度，因为当时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发生在商人与商人之间，适用破产程序的对象主要是商人，破产法在商人规则的约束下形成了商人破产主义。后来该制度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形成拉丁破产法系的一大特点，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希腊、意大利、1967年以前的法国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采这种主张。采此主义者，多不以破产法为独立法典，而将破产制度规定于商法典之中。商人破产主义的实质，在于承认商人的破产能力，否认非商人的破产能力。在实行商人破产主义的国家，一般都在法律上对何为商人做出明确的表述，并规定非商人准用普通的民事执行制度。三为折衷土义，在商人破产主义和一般人破产主义之间，有些国家则采用折衷主义原则，即商人、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规中的实体法部分，只是商人适用的破产程序与非商人适用的破产程序不同，又称“复制主义”。西班牙、丹麦等国家采用此主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破产主义己成为现代破产立法的趋势，甚至原来采用商人破产主义的国家也开始向一般破产主义转变。采用一般破产主义的国家，大多规定了遗产破产制度。
2．遗产的破产能力
如果自然人死亡前并没有对其开始破产程序，其死亡后留有超过遗产的债务，如何将这些遗产公平地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呢?根据我国继承法限定继承原则，当继承人选择取得遗产时，继承人的个人意志对遗产的分配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很难保证债务清偿的有序和公正。当继承人选择放弃继承时，就会出现偿债主体缺位的现象，混乱更加难以避免。为弥补自然人死亡后民事主体的真空状态，许多国家的破产法直接或间接规定了被继承人死亡后，在继承人(自然人)破产之外的遗产破产制度。由于遗产破产制度的实行，人们认为遗产具有破产能力。又由于遗产本身无权利主体的性质，所以在遗产破产，以谁为破产主体，在学理上即成为问题。有人主张破产主体应为被继承人，认为遗产破产的能力来源于遗产对死者法律主体性的残余反映,因而认为遗产破产的主体是被继承人，遗产破产虽与被继承人有关,以被继承人死亡为前提,将被继承人作为遗产破产主体与破产能力终于死亡的理论相违背,这种学说不能自圆其说。有人主张遗产破产的破产主体应为继承人，认为在遗产破产中,由于被继承人已经死亡,其破产能力随同权利能力一起消灭,不能以被继承人为破产主体，而继承人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而其遗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继承人随即成为破产人,进而认为继承人是遗产破产的主体。国外破产立法将继承人和遗产破产是严格区分的，继承人破产的主体是自然人，如果遗产破产的主体也是继承人的话，就会抹杀继承人破产与遗产破产的区别；并且如果以继承人为破产主体，那么就应对继承人因为破产而剥夺其有关的公权利和私权利，这对继承人明显不公，即便不剥夺，于继承人的名誉和信誉也将受损；遗产破产的原因一般是因为继承人放弃继承或承认限定继承，如放弃继承继承人与遗产已毫无关系，限定继承即遗产债务的偿还以遗产范围为限偿还，遗产破产明显是针对遗产的而与继承人的财产也没有关系；还有如果继承人对遗产存在债权的情况下，其债权人的地位与其他债权人的地位相同，以继承人为破产主体，就会造成继承人对其本人破产还存在债权的矛盾。有人认为在继承开始前为被继承人而在继承开始后为继承人，就同时存在上述的两种错误。还有的学者认为遗产破产应与设有代表人的非法人团体相同，应以遗产本身为破产人[18]。也有人认为，对遗产适用破产程序与破产能力无关。在法律上，“能力”是民事主体的资格，只有民事主体才能享有。世界上及我国通行的民事主体只有三种，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对遗产发动破产程序，是为了债务清理程序的方便而对遗产“准用”破产制度，并不表示遗产取得了权利主体的地位，不涉及能力问题，也就不存在谁为主体之争了。[19]
以遗产本身为破产人，认为遗产作为财团,具有破产的主体资格，目前这种学说为通说，笔者也赞同此说。在罗马法时代，认为遗产是死者生命的延续，在遗产不可能依托于任何人的情况下，法律则行使其强制力，使该财产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即在必要时它自己被视为是一个主体，它可以承受财产的增加或减少[20]。既然上述不能以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为破产主体，被继承人死后遗产就会处于无主状态，按民法理论无主财产任何人可以先占取得或收归国家所有，只有赋与遗产的主体资格才能解决此问题。最初,法人并不是民事主体，也不具有破产能力，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律赋予法人民事主体资格，也赋与破产能力，法律同样可以根据需要赋与遗产的破产能力。当法人解散、停业且无人管理时，其只剩下财产的情形与自然人死后剩下遗产的情形相似，但不影响进入破产程序。为了加强对遗产债权的保护，兼顾遗产的养老育幼的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赋予遗产破产能力，才会使债权人利益保护这一机能不会因债务人主体的欠缺而不存在。自然人死后，与法人相似，同样有债权的清收，个人经营的情况下合同的继续履行，因此遗产同样具有权利能力，与管理人结合，可以进行起诉、清收欠款、支付必要费用等即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

二、遗产破产制度的价值和与有关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一）遗产破产制度的本质和价值
破产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对破产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调节手段，是体现对债务人救济的同时，为贯彻债权人平等原则而设立的一种司法上的特殊偿债程序[21]。如果市场更为需要公平的清偿债务的程序的话，则破产法中的破产清算程序就具备这种功能，而且它区别于民事诉讼的个别清偿程序并以其独特的概括清偿程序体现公平与效率。公平无疑是破产程序应当实现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我国新颁布的企业破产法第六条规定了破产救济原则，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应当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破产救济成为原则是我国破产法的独特特征。在西方国家和东方的日本，虽未将其视为破产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破产救济体现在职工债权优先于一般债权，破产救济原则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关怀。[22]同样，遗产破产制度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对弱者的保护。德国遗产破产制度也将特留份列入遗产债务的范围[23]。而遗产破产制度的性质，从遗产角度考察，涉及到继承人、遗产扶养人的利益，具有扶养性质，从债权人角度考察即具有清算的和执行的性质，即遗产破产制度具有破产和继承制度的双重属性。
遗产破产制度包含了破产制度的价值，也包含了遗产继承制度的价值。社会制度不同，继承法律制度的本质就不同，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也不相同，指导确立继承法律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就不同。由于我国在财产继承的主体和客体、遗产的来源、继承的目的等方面与过去的继承法律制度相比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着根本不同，因此，我国现行继承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与其他国家的继承法立法价值取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立法价值取向上，我国现行继承制度确立了养老育幼、照顾病残的观念，瞻养、敬重和照顾老人、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是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它完全适应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总体而言，遗产破产制度是破产制度，性质上是破产法，追求公平和价值，同时顺应破产法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时代潮流，考虑我国继承制度的养老育幼的价值取向，遗产破产制度在我国应在维护遗产养老育幼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债权人在遗产范围内的公平受偿。
　　（二）遗产破产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1.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自然人破产，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个人即自然人，个人破产也即是自然人破产；另一种则主张自然人破产是个人破产的一部分。认为个人破产制度中的个人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其范围不仅宽于《民法通则》第9条所规定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公民，而且也大于《民法通则》第二章所规定的两户一伙，这一观点认为，个人破产就其本质是指所有法律上或实质上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和自然人的破产，并依破产的主体地位将个人破产分为组织型破产、自然人破产和遗产破产[24]。本文是后一种意思而言的。关于遗产破产制度，有人认为“没有遗产破产制度的自然人破产制度体系是不完善的体系”[25]，把遗产破产制度看作是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部分，或者是自然人在破产过程中死亡后的破产程序的继续，认为“遗产破产是自然人破产的一个衍生物”[26]；或者说建立遗产破产制度必须以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为前提，认为“既然涉及到自然人破产的问题，也应对遗产破产作出规定”[27]。有些国家在民法中设立遗产破产制度[28],这说明，遗产破产并不一定需要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结合在一起，如德国、日本，将遗产破产制度作为特殊的制度进行单独的规定，而台湾、瑞士即将自然人、法人、遗产破产混合规定在一起。这些说明遗产破产并不是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部分，也不是自然人死后破产程序的延续，遗产破产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遗产破产与自然人的破产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两者的破产目的不同，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目的在于免除自然人的负担，让其重新起步发展，关键在于免责，而遗产破产制度的目的就是进行财产清算[29]，履行养老育幼和保护债权人的功能。二是申请权人不同，自然人破产的申请权人一般仅包括债务人和债权人两方，而遗产破产的申请权人为债权人、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债务人因其死亡而不具有破产申请权；三是债权人申请破产所受限制不同，自然人的破产程序中，只要债权人的债权不逾诉讼时效则有破产申请权。而遗产破产中，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受有一定的期限限制。例如，《德国破产法》第220条规定:“继承接受两年后，遗产债权人无权为程序宣告的申请。”四是破产财团债务的法定范围不同。自然人破产中的破产财团债务一般仅包括破产费用和破产程序中所产生的债务及其他耗费，而遗产破产中的财团债务则要宽泛很多，除前者外，还包括与被继承人身份相关的丧葬费等；五是和解能力不同，自然人除破产能力外还有申请和解的能力和资格，但遗产破产则仅具破产能力而无和解能力；六是遗产破产不存在自由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是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一般自然人破产时，法律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和保护救济债务人，促使其东山再起必须保留其生存发展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工作资料，而遗产破产则无存在自由财产的必要；七是免责与复权不同。自然人破产后是否免责受制于立法者的政策选择，但遗产破产则除免责而别无选择。对于复权也是如此，自然人的破产有所谓资格限制、权利限制或人格破产的问题，那么法律应当允许自然人日后符合一定条件恢复其限制的权利，对遗产破产而言则不存在此类问题。[30]
同时遗产破产又与自然人破产有密切的联系。遗产破产程序的开始以自然人死亡为前提，遗产破产的破产财产是自然人生前的财产，自然人在破产程序中死亡，就进入遗产破产程序。自然人仍生存但被依法宣告死亡时，其财产视为遗产也应当具有破产能力，进入遗产破产程序。
2．与法人破产制度的联系。
法人破产制度是指以法人为破产对象的破产，因为法人类型多样，不同的国家根据具体的情形，不同程度地限制或者排除某些法人的破产能力。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制度，2006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仅适用企业法人的破产，排除了企业法人之外的其它法人如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破产。遗产破产制度与法人破产制度两者的破产主体完全不同，一般认为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殊不知两者存在更多的联系。首先两者都是法律拟制主体，法人是法律授予的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组织或目的性财产，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和破产的主体资格。遗产破产是因为遗产被法律授予破产的主体资格，也是法律拟制主体，虽然一般认为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次是法人破产时与遗产破产时都处于行为能力受限状态，由破产管理人决定其某些行为能力的行使；三为两者破产财产分配时都首先保护相关人的利益，在我国，法人相关的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破产分配时处于优先顺位，同样遗产破产相关的特留份、赡养费、丧葬费等也优先予以分配；四是两者都没有自由财产制度、复权制度；最后是两者在破产清算完毕后都是主体消灭。
3.与遗产清算程序的区别和联系
遗产清算程序是对遗产进行清理核算的程序，包括遗产的管理估价、被继承人的债权整理清收、被继承人的债务整理、遗产的变价和分配等。遗产清算程序与遗产破产程序是不同的，首先是遗产清算程序是民法中继承法的范畴，而遗产破产即是商法中破产法的范畴；其次，遗产清算可以继承人自己清算，也可以委托他人，还可以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破产的清算只能是法院依法指定的清算组进行；还有遗产清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将遗产清算后的余额分配给继承人，遗产破产的目的是为了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在遗产的清算过程中如果发现遗产不足偿还债务，在有遗产破产程序的国家，清算人应该申请遗产破产。

三、我国设立遗产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据考证我国最早的《继承法》产生于夏代，从夏朝到清末宪政改革前，我国一直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关于财产继承部分主要规定在九婚律中，对遗产债务的清偿，一直实行的是概括继承原则，即“父死子继，父债子还”。我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实行概括继承方式，这与我国的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其一，我国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交往不频繁，债法关系欠发达，债权保护问题因而不突出；其二是宗法制度贯穿封建统治始终，限定继承将使负债之父名誉受损、言尊长之不足，有违“尊尊、亲亲”之基本要求为宗法制度所不允许，因此只能是“父债子还”的概括继承。1910年颁布《大清现行刑律》是一部过渡性法典，虽名为“刑律”，仍带有传统法律“诸法合体”的特色，其有关继承的规定大体沿袭古制，少有变革。曾仿德日民法拟成《大清民律草案》，1911年编制成《继承法》编第一草案，但还没有施行，清朝便被辛亥革命所推翻。1930年，中华民国以旧中国历次《继承法》草案为蓝本，编制了《民法典》第五编，这就是现在在台湾施行的《继承法》，它以旧中国历次《继承法》草案为基础，仿效了德、法两国《继承法》编制而成，它以概括继承为原则，限定继承为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即废除了民国时期颁布的所有法律，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制度下个人财产很少，也鲜有个人经济交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我国继承法颁布，确立了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再次从制度上废除父债子还的习惯。但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法的宣示、指引作用呈现出一个过程性的变化；加上我国继承制度的不完善，以至我国现今社会观念上表现出父债子还、人死债没、限定继承的多元化形态。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颁布了强调养老育幼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的继承法，缺乏对遗产债权的保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遗产债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死刑在我国的存与废

李馨

【内容提要】死刑的存、废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争议较大。我国现阶段仍然保留死刑，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提出应当废除死刑。本文从国际和我国的现状出发以及我国和外国死刑制度的沿革，结合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卡里亚的观点，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关键词】 死刑、沿革、贝卡里亚

【正文】
一、世界与中国的死刑现状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争论了200余年。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提出废止死刑的见解以后，人们从尊重生存权和天赋人权的角度，对是否废止死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证。由于死刑是一个古老而又被视为最具威慑力的刑罚，因此人们对死刑存与废的观点产生重大分歧，始终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
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 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1989年，联合国又通过了《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第二选择议定书），要求每一个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废除实行。就世界范围的情况来看，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其中包括欧盟各国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美、日两国。
在仍然执行死刑的国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仅对谋杀罪等几个特别严重的罪名规定死刑，美国保留死刑的州，仅将死刑适用对象局限于谋杀罪中最严重的罪行——一级谋杀。对大多数恶性案件实行终身刑或者15、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我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处决的犯人数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从1979年的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修订，我国死刑立法没有减少反而扩大到一些非暴力的经济和财产案件中。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
二、我国和外国死刑制度的沿革
我国是一个死刑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死刑行刑方式多又残酷的国家。据《尚书·皋陶漠》记载，五帝时共有“有邦”、“一日”、“二日”、“兢兢”、“业业”等五种死刑。“有邦”即用火将犯人烤熟以供人食之。“一日”为将犯人绑缚在十字架上砍下头颅和四肢。“二日”即把犯人捆绑在十字架上任其死去。“兢兢”则是用矛刺刻犯人之喉致死。“业业”则是削碎犯人全身的肌肉。《淮南子·真训》记载：“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其残酷程度令人不忍卒读。到了汉唐盛世，死刑大有减轻。根据《九朝律考》，汉朝死刑刑名有三，为枭首、腰斩和弃市。到《唐律》，死刑刑名减为两种，为绞、斩。而且“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从主体上限制死刑的适用。据史籍记载，唐朝贞观四年，断死罪29人，开元二十五年，断死罪58人。虽然死刑制度在宋、元、明时代时有反复，但自清末《大清新刑律》后，死刑就变为枪决一种，且均规定执行死刑必须秘密进行而不能示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我国“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比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在死刑制度的轻缓化方面又有了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国坚持不废除死刑，其中还浸透着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对于死刑问题，1951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送审的会议决议中专有批示：“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又批示道：“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从此，在中国产生了“死缓”的刑事政策。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我国现行刑法，将毛泽东关于“死缓”的法律思想，落实为由刑事政策提升为刑罚制度。
外国死刑的历史也是古老而漫长的，每一个国家都经过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沿革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加洛林纳刑法典》，是中世纪欧洲国家滥用死刑的典范。根据该法典，连在池塘捕鱼和堕胎也要处死刑而且死刑的执行方法十分残忍，包括火烧、车裂、四马分尸、尖物刺死等。但是1780年至1790年执政的德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由于受到贝卡里亚 的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于1786年宣布在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各邦废除死刑。他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也在其领地里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后来的德国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恢复适用死刑，尤其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统治时代达到了惨虐的高峰。但德国最终废除了死刑，而且这一改革是在德国分裂时期实现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45年仅对谋杀罪保留了死刑，1949年基本法宣布对一切犯罪废除死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87年发布命令，声明“遵照联合国关于逐步从国家生活中消除死刑的建议,立即废除一切死刑”。
三、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对废除死刑的论证
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卡里亚认为“烂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 他认为死刑是不可逆转的，死刑会让人对被执行者产生怜悯之情并且死刑并不能减少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贝卡里亚接受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学说，认为人生来是完全平等与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立法权和惩罚权。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只有根据两个理由，才可以把处死一个公民看作是必要的。第一个理由：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如果一个举国拥戴的政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拥有力量和比力量更有效的舆论作保护，如果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只是真正的君主，财富买来的只是享受而不是权势，那么，我看不出这个安宁的法律王国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一个公民，除非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这是死刑据以被视为争议和必要刑罚的第二个理由。” 他认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已变成了一场表演，而且，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一种正确的刑法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因此，他赞成用终身苦役取代死刑。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用了将近1/10的篇幅来宣传自己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观点，他将死刑的弊端归纳为五点。第一，死刑的威吓作用是多余的。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发挥其效用。第二，死刑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统治者为了加强死刑的威慑作用，一般都公开以残酷的手段执行死刑。因而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等酷刑已成为一种表演。第三，死刑的影响是暂时的。贝卡里亚从心理效应的角度论证说：“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 第四，死刑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环境。他认为，很多人犯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感，心灵很残酷，而这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死刑起着纵容人们流血、树立残暴的榜样的作用。以暴行镇压暴行，只能造成暴行的恶性循环。第五，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如果死刑执行完毕以后发现案情又有新发现，犯罪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无法挽回的。
四、我国各界对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议
前段时间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全面废除死刑观点，备受各界关注，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认为应当立即废止死刑。邱兴隆认为，“主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笔者认为从罪犯和受害者的人权矛盾来看，他们其实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这时已经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罪犯和受害者的人权，哪个更重要？是罪犯先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权，我们再去剥夺罪犯的人权，其实只是法律在保障受害者的人权。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有法律赋予的自由，但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法律限制了罪犯的自由，只是为了保障其他的更多的人的自由。
有的学者认为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的规律，是世界的潮流。并从中外死刑制度的沿革分析，每个国家死刑制度都是从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改革过程，并且死刑在不少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欧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并且在发达国家中仅有美、日两国保留死刑。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我国废除死刑的理由。我国是否废除死刑应当从我国的历史、传统、现状、实情来看。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有的学者表示，主张减少死刑，同时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尤其是不要通过人格羞辱的方式来执行死刑，比如在死刑前进行一些公开的，大庭广众以及人山人海的情况下，对这些人宣判。因为这种做法从人道主义角度讲存在缺陷。笔者赞同以上观点，并且结合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的观点来看，公开宣判、人格羞辱不仅会使观众对这些人产生怜悯之心也可能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风气。
有的学者不赞同立即废除死刑。并且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各种恶性犯罪频发的关头，这种要求废除死刑的声音很令人费解。指出：实践证明，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主张过于理想化，在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行不通。美国1967年一度停止执行死刑达10年之久，后来随着重大案件直线上升，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又不得不恢复死刑。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连贝卡利亚的故乡意大利也出现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台湾地区现在废除死刑，但据民意调查，71.1％的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2003年，新浪网曾在我国网民中，就死刑存废问题发帖讨论一个星期，结果有75.8％的网民主张保留死刑，只有13.6％的网民支持废除死刑。
也有的学者认为现阶段不仅不能废除死刑，反而要加大刑罚力度。在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的讨论投票中有58.7%的人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当前对民愤极大的几种犯罪尤其要严惩不贷，包括行凶杀人犯、制造恶性事故摧残人命和破坏公共财产犯、拐卖妇女儿童犯、制造贩卖毒品犯、制造假药犯、制造假货币犯、巨额贪污和行贿受贿犯。并称经过一个时期严厉执法，再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其它综合治理措施，各种重大犯罪的势头将得到遏制。
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就湘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观点，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表示，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的是改革刑罚制度，设立更多的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张军表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我国现阶段是很难的。我国的刑法要考虑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他觉得更可行的办法是改革我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期刑。他介绍，司法部最近对我国的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设立了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
五、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
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
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举个例子，在如果没有死刑存在的情况下，一个罪犯强奸一妇女，他很可能将该妇女杀害。原因有三。第一，为了杀人灭口，阻止司法部门快速侦破案件；第二，没有死刑的情况下，罪犯被抓获也不会被杀，罪犯就没有了顾忌；第三，罪犯存有侥幸心理，杀人灭口，司法部门可能查不出来，如果尸体处理的好甚至不会被发现，自己也就可以逍遥法外。但如果保留死刑，在这种情况下罪犯则很有可能不杀该妇女。原因是：第一，杀害妇女犯故意杀人罪，万一被抓获，定会被判死刑。第二，不杀该妇女，被抓到后可以保存性命。权衡比较，罪犯很有可能“手下留情”。
有的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手段残暴，不顾后果，遇到这种犯罪人，死刑虽不能遏制犯罪，但是可以阻止这些人再次犯罪杀人。这就是笔者认为的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实施死刑。因为这种人没有人道主义，再次回到社会难保不再犯罪，因此需要死刑阻止他们再次犯罪。
并且我国现在正在改革转型期，需要死刑这一手段。
第三，我国古代执行死刑的情况就很多，传统在人们心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杀人偿命”保留死刑，对恶性案件对谋杀案件实行死刑可以“大快人心”。笔者认为这里的“大快人心”并不是纵容人们的报复心理，而是对受害者和其家属以及社会上的人的一种心里上的安慰。如果立即废除死刑，受害者的家属必定会无法接受，反而会引起他们动用私人力量来发泄心中的怒火。将怒气发泄到犯罪人的家属身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但笔者认为这里的死刑应当是情节严重的犯罪，必须是犯罪人主观上有犯罪的意图并且客观上实施，手段残忍。对于是过失的案件，应当依据法律而不能为了平民愤动用死刑。前几年，一个公安局长开车时由于过失将一个妇女拖死，当时的司法部门为了平民愤，将这个公安局长处以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的法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学者们认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公安局长是不被判死刑的。但是民众认为一个公安局长，在白天的大马路上将一个妇女拖死，不能忍受，呼声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该公安局长被执行死刑。笔者认为死刑的适用不能随意不能为了平民愤，应当依照法律，并且在必须实施死刑时再执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第二，死刑的执行过多反而会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比方说，一个抢劫别人钱的人如果也被判死刑，就有可能引发抢劫对象被杀死，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司法部门无法有效地侦破犯罪，因为抢劫是死，杀人也是死，索性抢劫的时候把人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同样，如果强奸女人的人被判死刑，也会引发女人被杀死，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上的群众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破。
六、对我国死刑执行现状的一点看法
在部分地区，死刑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执行，如我国古代就经常将罪犯游街示众再拖到菜市口处以死刑。因此，在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一场表演，死刑执行时被执行者的痛苦表情使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 贝卡里亚认为用终身苦役来代替死刑，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痛苦程度与死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苦役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苦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法的恶果变得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
笔者还认为法院判决死刑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比照犯罪人的动机和行动。但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很多时候法庭的判决是基于犯罪的后果而不只是行动或动机。法庭也会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这里有一个实例说明我国司法的随意性。据报道，在石家庄爆炸案中，郝风琴和其他小商贩一样，在采石场附近私自卖炸药，但是因为买她的炸药的一个人制造了爆炸惨剧，她便迅速被枪毙。
再从我国的执行程序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在执行刑罚中的变更措施很多，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有的被关15、20年就放出去了。再加上有关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借助关系逃脱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淫威，杀死一人。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刑罚执行中也有变更程序，但执行比较到位，透明度高，程序严格，因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轻易出狱的事极少发生。
最后，笔者认为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对于非人身暴力犯罪或情节不严重、过失犯罪增设长期刑或者终身刑。借鉴国外的制度，有期徒刑最长30年以上，一些国家甚至上不封顶可判几百年。无期徒刑完全可能终生不放。而罪行极为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再次回到社会会造成社会危害的处以死刑。另外，笔者还认为要做好被处有期徒刑的人回到社会后的一系列工作。例如：指导就业，给予一定就业指导和安排等。因为，被判20、30年的人，回到社会后大多已经50、60岁。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或心理疏导，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受到歧视很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这类人出狱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
现在且不论废除死刑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目前很难做出绝对肯定的答案，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变化，总有自身的规律性。死刑作为应对犯罪的一种极端手段，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改革是复杂和曲折的，这还需要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