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及其反思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对死刑的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死刑立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立法和司法、国内和国际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评说。期望此文能对我国死刑政策的正确、科学定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死刑；政策；评价；反思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1]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
但是，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经济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2]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发展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3]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4]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5]对此，我们认为，“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但可惜的是，这一政策在80年代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出现了重刑化和崇尚死刑的倾向。十多年来，死刑万能、重刑主义的思想认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少杀、慎杀提的少了，限制死刑讲的也不多了，加之立法上一再修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提高新设置罪名的法定刑，导致死刑罪名和死刑条款成倍地增加；在司法实际中，有些地方的个别司法人员乃至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可抓可不抓的抓起来”。“严打”中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将杀人捕人的定额，作为考察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实际上判处死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6]同时，补充刑事立法对死刑的适用已不仅注重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注重于贪污、受贿、贩毒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无怪乎有外国学者在谈论我国的死刑政策时指出，中国现行法律中的的死刑立法（指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引者注）与其说是向着限制的方向发展，不如说是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7]
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8]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9]
再看分则的规定：其一，从死刑罪名的设置看，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分别占分则条文和死刑罪名的13.4%和16.5%，较之79刑法分别下降了1.2%和6.5%，比其后的补充刑事立法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二，从死刑的规定方式看，79刑法没有绝对死刑条文，共有4种死刑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补充刑事立法增设3种规定方式：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处死刑。其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放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唯一死刑即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就涉及28个条文、46种死罪，占整个刑法体系中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比例分别为58.3%和59.7%；而死刑与有期徒刑搭配者仅涉及20个条文31种死罪，占整个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41.7%和40.3%。现行刑法删除了“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的规定。在所保留的6种方式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涉及18个条文33种死罪，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5%，较之修订前的死刑立法分别下降了20.0%和11.2%。而且，绝对死刑也减少了1个条文2种罪名。应当说，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死刑规定方式的调整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现行刑法仍然有6个条文7种死罪规定有绝对死刑，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12.8%和10.3%；而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和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条文数共有12条，涉及罪名26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25.5%和38.3%。上述几项合计，以死刑为主、规定唯一死刑包括绝对死刑的条文和罪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6%。这样的死刑立法即使说是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也只能说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更谈不上严格限制死刑了。[10]
其三，从各罪适用死刑的标准看，对死刑的适用也作了一些限制。如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标准，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显然限制了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有关条文又将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适用死刑的标准予以列举式明确规定，也起到了限制死刑的作用。但我们注意到，外国刑法及司法实践中的死刑条件非常严格，如日本最高法院于1983年7月8日在对一个死刑案件的判决中判示：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必须对犯罪的性质、动机、情节，尤其是杀害手段和方法的执拗性、残忍性、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被害人的数目、被害者家属的感情、社会的影响、犯人的年龄、有无前科、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作全面考虑。如果其罪责确实重大，不论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说，都认为不得不判处死刑的场合，才允许选择死刑。[11]与此相比，我们的死刑条件显然并未与死刑作为极刑之理念相适应。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同时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理性角度来思考目前的死刑政策。
那么，怎样才能确立一个符合当今实际、科学而又合理的死刑政策呢？我们认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从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从国际国内的比较中予以论证。
（一）在刑法理论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应当与刑罚的目的一致，只不过死刑的目的强调的是要遏制严重暴力犯罪。十多年来，我们出台了不少死刑立法，设置了不少死刑罪名，也确实杀了不少人。[12]如果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死刑司法的强化减少乃至遏制住了严重暴力犯罪，降低了犯罪率，使社会治安得到了一定乃至根本好转，那么，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同时也说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合适、科学的；反之，则说明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失败、无效的，必须予以调整。而现实情况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严惩决定”为契机，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
（二）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都很多，唯有初唐之时刑罚相对轻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之相比，其它诸朝历代虽然死刑执行较多，但社会治安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我们在建国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的几十年间，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然而，除去“十年浩劫”以外，我国的死刑适用并不多，犯罪率一直很低，社会治安也一直很好。而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社会治安反而恶化，犯罪率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率反而上升。尤其是83年“严打”以后，立法上增加了死刑罪名，司法上扩展了死刑适用，但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这说明，强化死刑、扩张死刑的司法效果并不尽人意。虽然97刑法对死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限制的程度仍然不够，死刑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多，限制死刑的政策也未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
（三）从死刑立法现状看，我国的死刑罪数和死刑覆盖范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死罪数量多。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犯罪；（2）死罪的范围广。死刑罪名覆盖了除渎职罪一章外的其余九章之中，仅就数量而言，其覆盖面达90%；（3）死刑的增长快而减少慢。79刑法只用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罪，补充刑事立法在十几年的时间中新增死罪49种，增长了2倍还强。刑法修订之前，平均每年增加2个死刑条款和3种死刑罪名，现行刑法也只是比修订前的刑事立法减少了几个死罪。与此相适应，司法实践中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人数日益增多。据介绍，1998年在全世界已知的37个国家中共有1625人被执行死刑，其中在中国大陆被执行的就有1067人，约占66％，达一半还多。[13]这种现状恐怕急待改变。
（四）就国际趋势而言，扩大死刑、强化死刑毕竟系少数国家在少数历史时期所为，限制乃至废止死刑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并日渐扩大。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6月1日，对所有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75个，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0个，这样，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达109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仅有86个。[14]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极力谋求废止死刑至少将死刑予以严格限制，联合国于1989年12月15日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选择议定书》即《死刑废止公约》业已生效，且措词严厉。该议定书明确规定：“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议定书不接受任何保留，唯在批准或加入时可提出这样一项保留：即规定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15]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常常用死刑问题来对死刑执行较多的国家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而执行死刑较多的国家对此似乎并未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我国似乎也对此并未曾进行过据理力争，从而使我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有时处于被动局面。况且，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16]并在实践中导致一些按照我国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不能被引渡回国接受制裁。因此，减少并限制死刑，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对我国的死刑政策，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从感性冲动回到理性思维中来，由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注重死刑、扩张死刑、强化死刑和现行刑法所体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回到我们应当一贯奉行的完全的、彻底的、充分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上来。实际上，对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尖锐地指出：“对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7]这似乎是要多适用死刑、重用死刑，但他同时又一再告诫人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法工作人员：“杀人要慎重。”[18]可见，小平同志尽管主张对严重经济犯罪注重适用死刑，但这也只是从局部、从个别而言注重适用死刑，而且，这一“注重”也只是相对于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执行死刑人数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杀”，也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么两个人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而且，他在指出对某些严重犯罪判处死刑时，一再强调要“依法”判处，也就是说，死刑的适用必须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以及特别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的犯罪，才能适用死刑，而不能把并非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拔高适用死刑。[19]应当说，从总体上讲，小平同志还是坚持主张“少杀、慎杀”政策的，受小平同志“杀人要慎重”这一思想所指导，我们当然要坚持一贯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而且，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20]重温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防犯罪包括严重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重刑、增加死刑。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年—），男，河南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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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3]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4]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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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3.
[7] Roger Hood,世界の死刑[M].?本义男译.日本国成文堂,1990.20.
[8] 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9] 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10] 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91.
[11] 岩井宜子,死刑の适用基准[J].日本:刑法杂志,35(1).94—95.
[12] 如某一省会城市在1999年冬季严打中，仅在1月13、14、15三日内即在全市范围内执行死刑31人。而我国有30多个省会城市和500多座省辖市，如果照这一数字推算的话，仅仅一年的元旦前后，我国要杀多少人？显然，这一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13] 而同期美国仅执行死刑68人，日本为6人，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
[14] see The Death Penal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USA.
[15] 王铁崖,等.国际法资料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112-114.
[16] 陈荣杰.引渡之理论与实践[M].台湾:三民书局,1986.134-136.
[17]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
[18]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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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9.



Abstract:The policy is the soul of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on capital punishment,and plays the guiding role in restric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Ba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isl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this article is on the evaluation and rethought of our policy of capital punishment,through the history and reality,the theory and practice,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Key Words: capital punishment;policy; evaluation;rethought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正）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4月2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4年6月28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1997年2月20日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正 1997年9月3
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发挥工会在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未委托代管的除外。
第三条 凡在本市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剥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应支持工会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工会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工会各级组织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石家庄市总工会应加强对下级工会组织的领导；加强同国内外友好城市工会的往来和交流。

第二章 工会组织
第七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应依法组建工会。
外商投资企业在签约时，应将组建工会的条款列入合同协议及章程中，在开业半年内建立工会。
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应在开业半年内建立工会。
乡镇和街道应组建工会。
第八条 工会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报上一级工会批准。市、县（市）、区总工会设职能部门。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委员会，经上一级工会批准，可设常务委员会和相应的部、室；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可设办公室。
第九条 市、县（市）、区总工会、产业工会、系统工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由基层工会提出申请，经市总工会确认后，即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十条 工会是独立的社会团体，不隶属单位的任何部门。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将工会组织机构撤销、合并或归属其他工作部门。工会基层组织所在的企业终止或所在的事业单位、机关被撤销，该工会组织机构相应撤销，并报上级工会备案。
第十一条 工会设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不足二十五人的基层工会设女职工委员。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任职期间享受同级工会副主席待遇。
第十二条 工会干部应按《中国工会章程》第三十一条规定选配。工会主席、副主席经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可以连选连任。企业、事业单位工会主席享受同级行政副职待遇，副主席享受中层正职待遇，部、室负责人和分会主席享受中层副职待遇。
第十三条 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确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事先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同意并书面征得上一级工会同意。

第三章 工会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四条 工会对职工进行主人翁教育，努力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动员职工支持和参加改革，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技术协作活动，努力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
第十五条 工会在维护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和物质文化利益及其他合法权益。参与协调劳动关系，调节社会矛盾。
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及时掌握情况，反映职工意见，并会同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合理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人民政府研究起草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时，对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同级工会意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劳动、工资、物价、医疗、住房、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等重大政策、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研究，听取工会意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的企业产权制度、经营制度、领导体制、分配制度、劳动制度、社会保障等涉及职工利益的改革和管理领导机构，应有同级工会成员。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与同级工会，每年应召开一至二次联席会议，通报政府的重要工作部署和实施措施，研究工会反映的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市、县（市）、区长设立联络员的，其推荐、管理、组织工作由同级总工会负责。
第十八条 工会发现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建议；当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或会造成国家和企业财产损失的情况时，有权向用人单位或现场指挥人员提出撤离危险现场和保护国家及企业财产的紧急建议，用人
单位必须及时做出处理决定；建议无效，且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有权组织和支持职工停止操作撤离危险现场，用人单位不得因此扣发职工工资。
工会有权参加伤亡事故和其他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健康问题的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代表职工要求有关部门追究主管责任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应有工会委派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在召开会议前七天将研究的内容通知工会。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对职工做出处分、除名、辞退决定或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将名单与理由，以书面形式提前五至十天通知本单位工会，征求工会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合同，工会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用人单位应重新研究处理。
用人单位做出开除职工的决定时，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辩，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未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单位，应征得同级工会委员会讨论同意。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开除职工。
第二十一条 工会参加劳动争议调处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工会，主任由工会指派代表担任，依法主持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市、县（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同级工会派代表担任副主任委员；工会推荐的劳动争议仲裁员经同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聘任后，依法参加仲裁活动。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违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或其他民主参与制度，本单位工会有权要求予以纠正。对拒不纠正者，报上级工会及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工会可以派出代表对所属工会组织所在的单位就涉及职工权益的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及其人员应予以协助，如实提供情况和材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阻挠和刁难。
工会就有关职工利益方面所提出的意见或要求认真处理、纠正的问题，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应在收到书面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答复，并及时处理。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职工平均每周工作不得超过国家法定时间，确因工作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征得本单位工会和职工同意，并按国家规定支付劳动报酬。
第二十三条 工会监督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支持职工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举报，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并为职工提供法律帮助。
工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组织应向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检举、控告，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总工会、大型企业工会组织应建立法律服务机构，为工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五条 工会负责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培养、推荐、评选和管理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劳动竞赛奖励费，应用于工会组织的职工劳动竞赛。

第四章 工会基层组织
第二十六条 国有企业单位和国有独资公司、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应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职工（代表）大会每半年召开
一次，遇有重大事项，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第二十七条 城镇集体企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实行股份合作制的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与股东大会合并召开。职工（代表）、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职工（代表）大会常设主席团（董事会）是其常设机构，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委员会（监事会）是其监督机构，工会委员会是其工作机构。由职工（代表）、股东大
会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企业经营管理重大问题。
第二十八条 乡村集体企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评议、监督厂长（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依法行使民主管理权利。
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乡村集体企业，应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两会并存。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代表和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二十九条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工会，组织和代表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平等协商。工会主席应参加或列席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第三十条 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有权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与企业法定代表人就劳资关系问题进行协商谈判，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机关工会应协助机关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开展民主评议和监督活动，参与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国有独资公司、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应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一般可占董事总数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一般可占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工会主席、副主席，应经选举分别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第三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工会专职干部一般应按职工总数的千分之四至千分之五配备（不含工会所属企业、事业人员），二百人以上单位应设专职工会主席。
第三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工会委员会的脱产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之日起由所在单位行政支付。劳动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等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待遇。

第五章 工会经费和财产
第三十五条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应将计提的工会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于建会之日起，每月十五日前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交经费。无法计算工资总额的，应按改变经营方式前的工资总额基数逐年按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比例递增拨交。
建立工会组织的外商投资企业应依法按每月企业职工（含外籍员工）实际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拨交工会经费。工会经费由企业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制定的工会财务管理办法支配和使用，接受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监督和审查，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与监督。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为同级工会提供用于办公和开展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疗养、休养等活动所需的设施和场所。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应为同级工会提供所需的办公用房、活动场所和有关设施。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根据财力，应向同级工会开展的专项活动和兴办的企业、事业单位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
第三十七条 工会兴办的企业、事业单位隶属于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挪用其资金、财产或收取管理费，不得任意干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工会所有的财产、经费和各级人民政府及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调拨给工会使用的动产、不动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确需变更或有偿调拨，应经本系统或本单位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报上级工会批准。
第三十九条 市、县（市）、区工会离休、退休人员的待遇，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等对待，所需费用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负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十条规定的，上级工会有权责令限期改正，并要求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对主管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对拒不建立工会或擅自撤并工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暂扣营业执照。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上级工会以文件正式通知缴款单位的开户银行代为扣交，开户银行应予办理，并按欠交金额每日千分之五扣收滞纳金。
第四十二条 对非法侵占、挪用、调拨、损毁工会财产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第四十三条 工会工作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本办法规定，失职、渎职给企业、国家财产和职工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上级工会根据调查的事实、情节和后果提出处理意见，建议有关部门或单位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具体情况，对主管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侵犯工会组织和职工合法权益的；
（二）阻挠职工依法加入工会组织或参加工会活动的；
（三）违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或侵犯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的；
（四）对工会工作者、职工代表依法行使职权进行打击报复或迫害的；
（五）侵占工会财产和贪污、挪用工会经费的；
（六）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本办法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石家庄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正案

（1997年2月20日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7年9月3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修正案
第四十条“吊销营业执照”改为：“暂扣营业执照”。



199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