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立法来规范，行政主导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乱象。现行的体制格局下，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承担的财政责任过重，与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明显不合，地方财政难以支持，确属强地方政府之所难。为解决保障房建设的资金问题，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面临突破法律的风险。解决弱势人群住房问题是政府国际法上的道义责任，保障房建设目标和初衷无可非议，但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从法治的、权利的视角来审视，保障房建设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摈弃权力主导的思维，尊重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尽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以避免政府亲力亲为造成的“政府工程病”。
[关键词] 保障房 弱势人群 居住权 法治


“十二五规划”对保障房建设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当前保障房建设是我国政府民生工程最大的手笔，它表明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的职责，其目的合理性无可挑剔。但是，近一年来各地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从规划、建设、分配等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质疑之声一直不断。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建筑质量以及分配的公正性等等。笔者认为，很多质疑不无道理，批评的目的也是善意和建设性的，是为了指出保障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不过，在众多的质疑声中，却鲜见从法治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声音。笔者认为，目前保障房建设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的缺失，对于保障房建设这样一个“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极罕见的公房建设计划”，[1]其从推出到实施缺少必要的、充分的论证和讨论程序，缺少一个顶层的国家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对于如何落实则更是缺少一个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摸着石头过河”出现问题即出台一个规章、下达一个通知，这种“事后纠偏”的行政主导模式显得过于粗放、仓促、零乱。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入宪法，法治成为治国方略，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的今天，从法治的角度对保障房建设进行审视，对于保证保障房建设始终在正常轨道中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主导模式下保障房建设乱象环生
保障房建设4万亿元的投资，绝非小数目，据预测，按保障房建设计划，到“十二五”期末，保障房将占到全社会住房总量的20%左右，这足以改变房地产市场结构，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无论是就数目还是就对社会经济影响而言，如此巨大的投资，必须通过全国人大充分讨论。 其理由在于：在组织方面，议会与行政权相比，处于与人民更接近、更密切的位置，议会也因而被认为比政府具有更强烈、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其次，在程序方面，议会议事遵守公开、直接、言辞辩论与多数决原则，这些议会原则可以凸显重要争点，确保分歧、冲突的不同利益获得适当的平衡，其繁琐的议事程序也有助于所作成决定之实质正确性的提升。与其相比，行政决定程序因其讲究或兼顾效率与机动的特性，而较难达到相同的效果。[2]对于保障房建设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来说，确定3600万套数量的依据何在？有无人口统计、经济运行方面的详实数据作为支撑？是否具有可行性？财政如何作预算？资金如何保障？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如何分担？等等，这些问题无不需要中央政府作出详细的论证和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最终形成可行的方案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惟如此才可以确保计划在法制化的轨道中扎实推进。但遗憾的是，保障房计划的出台，明显欠缺充分的商谈程序。计划的仓促出台，特别是缺乏一部国家层面全国统一的法律来予以规范，对于宏观层面上保障房资金来源如何保证、各级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如何尚不明确，微观层面上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规划、融资、动工、建设、分配、运营、监管与退出机制等等仍停留在粗放的政策性规定层面，存在着诸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实践中各地出现以下种种乱象实属必然。
1、以各种房子冒充保障房。（1）单位集资建房“借尸还魂”现象。据报道，在停止福利分房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高校等部门，仍在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当前，打着“保障房”之名，行福利化分房之实，已成为一些部委、央企和地方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新通道。[3]在房价高腾的今天，这些部门利用体制内的优势进行自肥，势必造成新的不公，加剧已然悬殊的贫富分化。（2）没收“违章建筑”，转身合法化。在这方面，河北石家庄堪称“创新”先锋。2011年4月，石家庄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创造性地”提出“强制没收违规住宅改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海南一些省份随即纷纷效仿，没收“小产权房”将其“转正”为保障房。但是，这些所谓的“创新举措”面临的问题是，在规划法意义上，违规住宅和保障房的物理性质与功能一致，前者违反规划，后者如何就不违反规划了呢？同样一座房屋，政府的没收行为何以能点石成金，将违规住宅瞬间变为合法住宅？这种做法，无疑还会使地方政府陷入“违章建筑越多，保障房就越多，政府的建房责任自然也就越轻”式的放纵违章建筑“养鱼执法”的怪圈。因此，“强制没收违规住宅改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出台，则不仅挑战合法性，而且还隐含激化社会矛盾的巨大风险。[4]
2、保障房建筑质量堪忧。由于保障房对地方政府“无利可图”，地方政府官员势必没有耐心去精心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他们不可能像商人那样去精打细算。保障房也不需要接受市场的评价，因为保障房本来就是廉价的礼物。因此，做工马虎、配套不全、质量低劣都随时有可能在保障房建设中发生。[5]自保障房建设计划推进以来，有关保障房建设质量不合格问题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2011年9月30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各地提高保障房建筑质量。住建部也多次发出通知，对保障房质量进行检查。同年10月25日，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明确指出，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有待提高，个别工程还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存在质量安全隐患。[6]
3、分配过程中的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扼制权力的寻租，并不在于发多少禁令，也不能寄希望于党性和觉悟，而在于制度的完善与执行的透明。2009年闻名全国的武汉“六连号”事件，近期新闻媒体披露过很多地方把保障房优先销售给公务员的腐败事件，充分暴露了由于家庭财产调查、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尚未建立，制度的缺失，极易造成保障房分配中的寻租腐败。[7]正如论者所担忧的那样，保障性住房是国民收入向民生倾斜的一次再分配，但从现实来看，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如果不能有效割断旧有的利益分配链条，如此数量的保障性住房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8]
二、保障房建设资金安排强地方政府所难
法治必须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笔者认为，体制同自然人一样，事实上也会“思考”，由于法律和政策最终必须依靠具体的人来执行，具体的人必然会在现行的体制格局下选择采取趋利避害的手段，因此各项法律、政策的出台，必须在充分虑及人性的基础上考虑是否具有可行性。
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根源深植于央地财政关系，实际上是央地博弈的结果。自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政府拿走了65%左右的税收收入，而地方政府只享有35%的税收收入但却要承担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职责，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明显不匹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在以GDP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政治锦标赛”的驱使下，地方官员一方面不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纷纷“招商引资”通过扩大税收总盘子的方式来留取更多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找到了卖地这一生财的捷径，而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归地方财政，因此各地方政府纷纷宣布“经营城市”、热衷征地、拆迁、发展房地产，以此取得天量数额的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行业名目繁多的税费，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遂形成了土地财政的格局。
事实上，当前政府的保障房建设属还历史欠帐。1998年我国开启房地产市场改革，当时确定的路线即为市场和保障两条路径并进。但由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不是由当地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没有来自选民的压力，而保障性住房建设对地方政府而言“无利可图”，因此地方政府并不热衷。例如，2009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8月底完成率只达到四分之一。而有些地方甚至将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截留挪用于其它地方。[9]另一则资料则显示，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10]
按保障房建设计划，2011年我国将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房1000万套，2012年建设1000万套，整个“十二五”期间共将建成3600万套。据住建部估计，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大约需要4万亿元资金，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左右的建设费用给地方，但其余70%由地方政府配套，而且这属于不可协商的签订“军令状”的“死任务”。客观的说，在目前地方政府普遍负债运转的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配套那么多的资金，大部分地方政府确实很难有能力做到。从2011年筹集的资金数量来估算，5年总体资金缺口大约为3万亿元，相当于我国2010年财政收入的36%，是2011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民生支出的3倍，与2010年全国土地收入相当，总而言之，仅仅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11]更何况对地方政府而言，建设保障房，地方政府需要无偿提供土地，减免税费，这些损失不说，地方政府还需要配套贴钱。而且，保障房的建设如果影响到商品房成交量和价格，那么，房地产这个财源提供的税费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可以说保障房建设动摇了地方土地财政的根本。这样，保障房将使地方政府面临多重的损失，其积极性一定不会高昂。[9]因此，笔者认为，保障房计划中中央与地方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过重的财政责任，违反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实为强地方政府之所难。
事实上，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情况况屡见不鲜，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萎缩、地方财政吃紧的压力而出手救房市的措施，可谓形形色色。虽然2011年佛山、2012年芜湖地方政府出台办法“救市”，旋即被扑灭，但相信暗的“救市”绝非个别现象，一旦“风声”不紧，各地形形色色的“救市”方案定会卷土重来。2012年，我国确定要新建700万套的保障房，这比原先规划少了30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约束性指标，但在实施的第二年就被迫削减计划，这暴露出资金、土地、组织协调等现实困难超出预想。那么，如何去确保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现阶段，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对地方官员的年度考核和约谈、问责等机制来督促各地方政府，甚至最严厉的处罚可以免职。这种办法看似严厉，但实质是人治而非法治，其执行力堪忧。因为有效的执行力是建立在可行性、责任明确的基础上的，这种超越了地方政府经济承受能力的计划，所奉行的还是传统的政府万能的思维，沿用的是自上而下层层加压的行政方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执行力问题。
三、保障房建设中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面临法律风险
当前，对地方政府来说，保障房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处于高负债运行状态，本身即存在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由于中央政府以军令状的形式给地方政府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压，保障房建设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官员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地方政府随着土地财政的徐徐闭幕正陷入财政困境，为解决地方政府保障房配套资金问题，受重任和高压的地方政府开始频频突破现行法律规定。
首先，贷款公积金建保障房。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动用具有私人财产性质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这或许会为地方政府解一时之燃眉，但明显不合法。按照2002年国务院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以及第3条的规定，公积金是单位及单位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其性质属个人所有，而且该条例第5条明确限定了公积金的用途，“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很显然，《条例》严格限定公积金用途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产生呆账、坏账，以确保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未修改的情况下，将私人性质的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明示突破了以上的规定，更何况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有可能会损害公积金缴纳人的切身利益，因为如果公积金吃紧，必然会导致公积金缴纳人在购房时无法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政策。
其次，动用社保基金投入保障房建设。据报道，全国社保基金已经在南京、天津、重庆三地，通过房地产信托基金的方式，为当地的公租房建设提供融资105亿元。但是，社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资金，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因此安全营运是其生命线。《社会保险法》第6条规定“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第9条、第76条分别规定了工会、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社保基金监督的权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明确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社保基金投资于保障房，明显超出了《暂行办法》所限定的社保基金投资范围，而且投资保障房回报率过低，长期来看其投资的风险系数不小，亦有违社保基金作为“保命钱”所负有的保值增值的宗旨。
第三，发行地方债券。我国对地方政府负债实行严格的控制，《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政府常会突破该规定，采取一些如搭建地方融资平台这类规避法律的、非规范的融资方式举债。[12]当前保障房建设遇到资金瓶颈，国家相关部委亦开始频频突破《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限制性规定。201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2012年2月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安排等相关工作的通知》发文明确，将增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等用于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但是问题在于：（1）现行的体制下，谁也无法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借新债还旧债、借保障房的债用于其他用途。（2）虽然发改委在发文时称这种企业债券具有周期长、利息低的优点，是良好的集资工具。但是，这里所谓的“良好”仅仅是相对于发行方而言的，实际这种债券不但周期长、风险大，而且收益低，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去购买，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可能还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强行摊派，最终地方政府将矛盾上交，甚至可能会造成金融风险，影响稳定大局。
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政府一切行为的准绳，政府一切施政必须遵循依法行政原则。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但是，实践中我们却遗憾地看到法律的规定经常在各种功利的目的下被突破。“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13] “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律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削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14]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以及民众法律信仰的养成。
四、从权利的视角看保障房建设
前已述及，1998年我国启动住房改革，当时确立了商品房与保障房并进的两条路线，商品房由市场提供，保障房的责任则在政府。但是，一直以来，是商品房一条腿走路，忽略了保障房建设。当前我国狂飙突进的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是在还保障房的历史欠款。必须反思的是，欠账为什么会发生？
笔者认为，住房问题其本质是人权问题，《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于1991年专门发表了《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其中第1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弱势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众所周知，住房的基本功能是为了居住，但简单的居住问题在中国却变得非常复杂：
（1）城市居民住房开发建设被垄断。古今中外千年历史，无不是百姓自己给自己建房子，为什么中国城市居民不可以自己盖房，而非得由开发商来垄断盖房？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国内多起自发通过协议形式合作购地建房的行政许可申请，但均未获得批准。[15]为何禁止合作建房？官方冠冕的理由无非是担心由此引起纠纷，禁止是为了保护购房者利益云云，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父爱主义”式的官僚思维，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现行房地产开发垄断的现状。事实上，合作建房的申请人作为理性人完全理解其自身的行为，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协议，自愿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风险，而且法律并无明文禁止性规定，政府没有理由禁止。
（2）住房问题还涉及权利平等的问题。首先，当前中国城市多种性质住房并存，相互之间地位悬殊。在我国，由于金融的垄断、税赋的沉重、投资实业艰难等因素，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成为资本竞相投机逐利的场所。我国双轨制的住房建设，一个城市甚至会搞出七八种性质的房子，这些房子之间地位相差悬殊，所有权性质、取得以及交易的条件均不相同，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层面的规范，在目前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只会让权力在其中更容易钻空子寻租牟利。其次，保障房建设忽视了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下，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当前的保障房建设主要解决的是城市居民的适足居住权问题，但恰恰忽略了广大农民（由于政策的原因，农村的住房无法进入市场流转，农民群体无法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特别是最迫切需要解决居住困境的广大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权（由于农民工居住条件恶劣等原因，制造了农村留守儿童等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当前，实施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势必造成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加剧城乡差别和收入差别，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利益格局将进一步固化与扩大，这与人与人平等、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和谐社会明显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笔者认为，当前保障房建设的思路，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万能的思维，是一种权力主导的思维，在权力的作用下，忽略了权利保障，主要体现在：
（1）忽视了地方政府的权利。当前，转型时期中国出现的房价高腾、环境危机等很多问题深植于央地财政关系的不合理，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面前，纷纷不约而同选择了“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其行为与经营性公司无异，由此导致的征地、拆迁、一些地方甚至民怨沸腾、上访、拦访、截访，等等，乱象频出，不一而足。[16]对此，笔者认为，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值得深思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突然都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设身处地的抱着基本的“同情式理解”的态度来思考：长期以来，决定地方官员政治升迁主要考核的是辖区GDP的数量，地方官员面临诸多的决定其仕途命运的“一票否决”考核， 但是，“一票否决”事项太多了，也就显得不那么严厉了。由于自上而下权力主导下的考核面临着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上级只能采取选择性执法，处分个别运气差的“撞到枪口上的”地方官员以起到“杀鸡儆猴”式的震慑作用，在“老实人吃亏”心态主导下，地方官员纷纷选择表面服从但背地还是“顶风作案”。近年来，雷厉风行的“审计风暴”最终虎头蛇尾收场，轰轰烈烈连续五次的环保风暴，结果全部草草落幕，而意义重大的节能减排实践操作中却被一些地方政府异化为纸面上做减排游戏的徒增扰民作用的拉闸限电闹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著名财政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指出，在财政上“不实行均权制，中央之集权必有地方之滥权”、“中央既夺地方之税，地方亦不必尊重中央法令”，实为精辟之论。[17]
（2）分配过程中忽视了权利。分配公平是保障房的“生命线”，如果保不住这条“生命线”，建保障房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甚至会走向反而，即导致建设的量越大，浪费会越大，还会使社会矛盾更加恶化。因此，要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全过程中，重视维护好这条“生命线”。[18]对此，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必须保证保障房分配的公正。[19] 2012年2月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20]但是，由于缺乏法律统一的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缺乏公众的知情权、诉权，权力所主导的分配出现分配过程的腐败必在意料之中。如何做到保障房分配的公平，法国政府保障公众诉权的做法值得借鉴。为解决法国居民的住房问题，2007年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法案规定，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没有收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5类住房困难户——无房户、将被逐出现住房且无法重新安顿者、仅拥有临时住房者、居住在恶劣或危险环境中的人以及与未成年子女同住且住房面积不达标的人，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21]
五、解决保障房问题的关键：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障权利
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并不在于民粹主义者们所谓的“开发商原罪”，商人追求利润是正当的行为，我国房地产出现的病症原因非但不在于市场，反而恰恰是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所造成的。目前，半权力、半市场的体制所造成的结果便是需要权力的时候用权力，需要市场的时候用市场，由于民主法治的不健全，权力和资本一结合，寻租起来如鱼得水，遂形成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一经形成，遂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在学术界寻找代言人，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通过各种途径来固化既得利益。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根源即在于畸形的、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控制制度以及由开发商垄断房地产开发的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将农民、市民土地征收，一转手即拿走了其中天价的土地差价，并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巨额税费，遂形成尾大不掉的土地财政局面并逐渐巩固，陷入“路径依赖”而难以自拔，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当前，保障房建设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其实还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众所周知，作为一项基本的常识，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定位。现代法治政府必然是权力受到法律制约的政府，法治政府必然采行“租税国”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中立地位，所需的经费由全体纳税人根据量能的原则提供，政府量入为出，财政不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凡市场能作用的地方即政府止步之处。[22]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市场经济从计划体制脱胎而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投资一直占政府财政支出的主体，“经济建设型政府”明显，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一是近年来“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现象愈发明显；二是资源配置日益扭曲，导致大量的贪污腐败、浪费及损耗。当前，对于规模如此巨大的保障房建设，是否违反经济规律，超越了现阶段经济随能力，以及是否存在金融风险，是否干扰了市场秩序乃至有重回计划经济的危险等等，这些应当是经济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笔者主要关注的是：
法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政府的一切施政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对于保障房建设这样庞大的经济计划，必须事前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和反复的商讨，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法律，以此来规范保障房建设。具体而言，大规模保障房计划的通过和实施，在法律程序和实体上必须考虑：首先，必须有强烈的公益目的。关于这一点，保障房建设勿庸置疑其意义重大，具有目的合理性。其次，必须遵循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又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公正性原则和行政责任性原则。总之，依法行政原则要求法治国家政府一切施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对政府而言，法无明确授权即无权。第三，比例原则。即法律的规定、政府施政均应权衡利弊得失，不得“大炮打麻雀”，这需要议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争辩，现代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和自律性等几大属性，惟有遵循该程序才能尊重不同的声音，确保立法的公正性、可行性。就当前的保障房建设而言，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如此大的一个计划，为什么会出现法律的缺位？保障房是不是必须由政府亲自充当开发商的角色，由政府来建？为什么不能由市场来提供？制度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事实上，缺乏法律层面上的、理性的、制度化的、常规化的制度设计，缺乏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诉权，寄希望于党性的自觉，以及自上而下的督促是靠不住的。而经验告诉我们，现行的体制下，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混乱、行政干预错位难以避免，浪费、低效率更为寻常，任何禁令也不可能制止其中的腐败、寻租以及弄虚作假等行为，这从近年连续发生的工路塌方、桥梁倒塌、“楼脆脆”等现象可以得出。
正如论者所指出，政府必须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但不能矫枉过正回到计划体制的老路上去，由政府包办一切是不现实的，而且注定必然是低效的。保障房的好处在于省掉了土地出让金， 但坏处在于政府建房的效率远低于市场，更不用说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腐败，只有竞争性的市场主体才有能力以最优的配置、最高的效率建造相对最便宜的房子。[23]事实上，市场才是真正的创新主体，面对高昂的房价，市场早已自发地产生了一套解决弱势人群居住的秩序：（1）大量涌现的城中村。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急剧扩张，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在政府住房供给缺位的情况下，以大量出现的城中村为代表的市场代替政府供给了大量的廉租房。这些城中村虽然地处城市中间，但土地性质却是农村集体所有，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这些城中村的村民逐渐抛弃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转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和房屋出租活动。（2）存量巨大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我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土地财政催生的高房价等因素所造成的一种奇怪产物。[16]据前几年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全国的小产权房共计66亿平方米，约占全部住宅面积的1/3。由于政府的管制，这些“小产权房”的售价和租价与商品房之间存在着数倍的差距，因而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进城人口的栖息之地，成为廉价(租)房的供应来源。市场自发提供廉租房与保障房建设过程中的混乱相较，应验了一条简单的经济定理，即用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最有效率，最没有效率是用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市场自发提供廉租房至少是有效率的，是在用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但保障房建设却是政府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而且还缺乏制度化的、有效的约束，因此出现种种乱象实为意料之中。
目前，政府一方面提出盖保障性住房，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现在事实上发挥廉租房作用的小产权房的合法性，至少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环境下，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土地财政和放开土地交易的管制来促进土地市场降价，从而降低房地产成本，保障房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5]前已论及，我国高房价问题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央地财政关系所导致的“土地财政”。笔者认为，解决的根本在于重构法治化的央地财政关系，保证地方财政自主权及实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终结土地财政，承认私人的土地所有权，破除城市房地产供给的垄断，承认自建房、合作建房的合法地位，使房地产市场回归常识等等。[16]但这需要深层次的法律制度变革，非能“毕其功于一役”。就目前情形而论，笔者赞成张曙光先生所提出的观点：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无为”，即取消行政部门对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领域的干预，禁止行政部门对各种产权的侵犯，建立起多元化的充分竞争的住房供应体系。他强调“政府补给不足，从产权保护做起”才是根本，“当务之急承认市场供给的合法性，政府承认廉租房、城中村的合法性，按保障性住房，最近收多少，给补贴多少，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但现在政府依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24]
结语：
为弱势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的义务。但是，保障房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道德与法律命题，并不简单是“房价高，政府给你造房子”这么简单的思维。用保障房包打天下，其本质是政府包办的思维，这是一种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攻克战役、计划经济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不过，目的正当性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虽然保障房建设计划目标宏伟且初衷亦好，但是一纸蓝图与一个宏伟目标并非确保目标实现的手段。当前，保障房建设是政府最大的民生工程，在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语境下极容易演化为“政治正确”的命题，在缺少法制化约束的情况下，容易被一些地方政府利用，甚至会沦为个别地方政府暴力拆迁的借口。当前，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何去何从？对于张曙光先生提出的立即停止保障房建设的建议，笔者不敢苟同。保障房建设作为数亿双眼睛在关注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既已发动，不能率尔停止，只能尽力去补救。笔者认为，理性的做法是：针对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逐步减少保障房建设的数量同时，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以权利为本位的《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程，明确保障房的财政安排、土地供应、市场准入、融资模式、运营模式等等，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全国统一的制度支撑。此外，《住房保障法》立法还应注意的是，保障性住房的提供能通过市场途径解决的尽量通过市场来解决，最大程度的避免政府亲力亲为，以防止出现大规模工程建设中常见的“政府工程病”。

注释：
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属全国人大的职权。重大投资项目由全国人大进行专项审议通过已有先例，例如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投票通过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仅1600亿元。
例如，郑州市“汇景嘉园”小区一处拆迁安置小区8栋刚封顶2个月的多层楼房，开始全部拆除、重新建设，内蒙古包头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大部分新楼房成“墙脆脆”被网民曝光，海口回迁安置小区93户居民发现，入住不久的房屋出现屋顶渗水现象。
事实上，在中国，由于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私人无土地所有权，开发商主要依靠垄断土地开发赚钱，开发商往往将房屋的设计、建筑等业务层层外包，靠炒买、炒卖土地，推高土地价格换取高房价，进而获取暴利。作为社会资源的土地价值增值效益被开发商所独享，广大人民未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受益。
比如，决定地方官员仕途命运的有安全生产、耕地保护、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综治，等等。
但问题在于，目前的体制下，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一大支柱性来源，保障房建设切掉了地方政府的这一大块蛋糕，相当于在现行的利益格局中抢走了地方政府的这部分收入，但却未在其他地方给地方政府予以补偿，如此，地方政府焉能“束手就擒”？

[参考文献]
[1]邝国泉.中国的保障房建设是“乌托邦”？[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1-30.
[2]许宗力.论法律保留原则[A].法与国家权力[C].月旦出版公司1993.132.
[3]王玉光.福利分房十余年后重现，成特定人群隐性收入通道[N].财经国家周刊2011-07-11.
铁道部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实施办法

1985年8月5日，铁道部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为加强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防止食品运输污染，保障广大旅客、铁路职工、家属的身体健康和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特制订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运食品的车站、列车；铁路企业设置的面向旅客和铁路职工、家属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非铁路企业设置在铁路站区及生产、生活集中地区主要面向旅客和铁路职工、家属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第3条 凡本办法第二条所含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必须接受铁路卫生防疫站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向铁路卫生防疫站、铁路司法部门和地方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
第4条 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执行国家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在履行职责时，受铁路卫生行政机构的领导，并接受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的业务领导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铁路卫生防疫站未依法处理、或处理不当的问题，可进行处理或改变处理。
第5条 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根据服务对象多少，设置相应数量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食品卫生监督员经所在卫生防疫站考核推荐，报上级卫生行政机构审核，由局卫生行政部门任免，并报铁道部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食品卫生监督员要熟悉国家卫生法规和有关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办事公正，工作认真，身体健康，在从事食品卫生工作一年以上的卫生医师、二年以上的卫生医士中选荐。
站车卫生监察同时是食品卫生监督员。部属工厂、院、校亦应有食品卫生监督人员，由各该厂、院、校的卫生防疫机构推荐，经所在地铁路局卫生行政机构任免。执行任务时，受所在地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业务领导。
各级铁路卫生行政机构应有专人主管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6条 铁路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要按国家规定统一着装，佩带铁路标记。进车站、列车工作时，还必须佩带路徽，持有《铁路站车卫生监察证》。
第7条 各铁路卫生所、保健站等基层卫生单位都应有兼职食品卫生检查员，在所在地铁路卫生防疫站的业务指导下，对其服务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食品卫生宣传和督促、检查。
食品卫生检查员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担任，由所在单位推荐，报上级铁路卫生行政主管机构批准，并发给工作证件。
第8条 食品生产经营的主管部门（客运、生活管理、集体事业等）都应设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系统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其所属单位亦须设立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的食品卫生工作。
食品、冷饮加工制造经营单位，应配备检验设备和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准的检验人员，负责本单位产品卫生质量的检验。冷饮、饮料、肉制品、奶制品等，必须做到产品逐批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售。铁路卫生防疫站要进行必要的抽查检验。
第9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把食品卫生列入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各项卫生制度，进行定期检查评比，把食品卫生和食品运输安全，作为考核成绩和实施奖励的依据之一。
第10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负责做好本单位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卫生知识和食品卫生法规的培训。铁路卫生防疫站要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成绩记入健康证“卫生知识培训”栏内。
食品从业人员技术职称晋升，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卫生知识考核，合格后方准办理。
第11条 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均须持有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发的健康证。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负责组织所属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应于每年六月底前完成。
第12条 凡在本办法第二条管辖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向铁路卫生防疫站申请领取《铁路卫生许可证》，凭具主管部门批件及《铁路卫生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经营。《铁路卫生许可证》每年颁（核）发一次。
吊销《铁路卫生许可证》时，铁路卫生防疫站应及时提请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13条 承运食品的车站，除要严格执行各项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运量集中的车站，应设食品储运专用仓库、专用站台或专用货位。
（二）承运食品的车站，站台应有水泥地面，设上水冲洗、污水排放和防雨设施。
（三）运输食品的车辆必须设备完好，经过清扫冲洗，做到无毒、无害、无异味；承运食品的车站必须指定专人，在装车前检查、确认后，方准装车。
（四）承运肉类、水产品及鲜货等易腐食品，必须有冷藏设施或专用冷藏车。
（五）车站储运食品的仓库、站台、货位，不得堆放有毒有害货物；接触有毒有害货物的搬运工具、篷布，未经卫生处理，不得作储运食品之用。
（六）下列食品禁止承运：
（1）未按包装要求包装的食品。
（2）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铁路有关规定禁止承运的食品。
（3）属于《食品卫生法》第七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销售的食品。
第14条 旅客餐车必须有完好的冷藏设备、消毒设施，容器有标记，食品定位存放；列车售货必须有专用车。所用消毒药械、方法必须按《食品卫生法》规定经卫生部门批准。
站台售货要有防蝇、防尘、防雨的专用售货车。出售直接入口的食品，必须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包装和规定的商品标记。
第15条 凡进入车站售卖的食品经营者，必须经车站批准，并持有铁路卫生防疫站核发的《铁路卫生许可证》。除本乘务车班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登车或随车叫卖食品。违者由站、车工作人员教育劝阻。对于不听劝阻者，由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治安条例处理。
第16条 凡遇有食物中毒及发现运输食品污染时，有关单位必须及时向所在铁路卫生防疫站报告，并保护现场，封存保留样品，以备查验，严禁弄虚作假、隐瞒真相。
第17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新建、扩建、改建的选址和设计应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必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会同有关部门审查签字后，方准施工；竣工后必须经铁路卫生防疫站验收合格，方准投入使用。
第18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铁路卫生防疫站作出的控制食品的决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均必须立即执行。
对于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致人残疾的，可由受害者及其家属或由铁路卫生防疫站向铁路司法部门检举或控告，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第19条 铁路卫生防疫站应配备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必须的仪器设备、取证工具和交通工具，所需经费由铁路局在年度有关计划内安排解决，基建系统所需经费由局、处在自有基金中自行安排解决。
有关健康检查、发证、设计卫生审查及各项检验的收费标准等，可参照当地规定执行。
第20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受国家法律保护。凡有阻挠、刁难或侮辱殴打食品卫生监督员和检查员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或行政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有玩忽职守、刁难他人或违法行为者，应依据国家法律或行政纪律予以严肃处理。
第21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凡本部原发之食品卫生法规如与本办法相抵触时，按本办法执行。
第22条 本条例包括以下附件：
1、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程序
2、铁路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
3、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统一用表（只发各铁路局、工程局以及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外的抄送单位）。

附件一、铁路食品卫生监督程序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特制订本程序。
一、巡回监督程序
（一）食品卫生监督员，对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回监督检查，依据食品卫生法规和食品卫生标准，执行食品卫生监督任务。
（二）食品卫生监督员到达食品生产经营现场后，应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在该单位有关主管人员陪同下，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要做详细记录，工作结束后，要由单位负责人与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卫生监督检查记录”上共同签字。
（三）食品卫生监督员应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向被检查单位有关人员讲清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与改进方法。
（四）食品卫生监督员可视食品卫生监督、监测的实际需要进行采样监测。采集样品应按规定开具食品检验收据。检验结果应通知被检单位。
二、立案调查程序
（一）立案范围：凡属群众检举、揭发（来信、来函、来电）反映违反《食品卫生法》的单位或个人，食品运输污染，食物中毒以及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巡回监督检查中发现需要处理的严重违反《食品卫生法》的问题，均应立案。
（二）立案调查步骤：
1、立案后，由铁路卫生防疫站委派承办人（二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为食品卫生监督员），根据案由，携带监督、监测、采样、取证等用具（仪器、表格等），及时赶赴现场。
2、到达现场后，会同单位负责人进行卫生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感官检查、采样送检和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等。
3、调查中要认真查清违法事实，取得必要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视听证据等。必要时须经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根据事实，明确肇事者和责任者。
4、做好勘测笔录：进行现场勘测时，应详作笔录（现场调查记录书）。参加现场调查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均必须在现场调查记录书上签字或盖章。对拒绝签字盖章的肇事者和负责人，必须写实在案，详记其姓名、职业、时间、地点及当事者情况，以便追究其责任。
5、在调查过程中，食品卫生监督员有权对造成危害的食品和可疑食品以及食品生产经营场所，采取以下紧急控制措施：
（1）封存被污染的及可能被污染的食品；
（2）暂时停止生产加工、销售可疑食品；
（3）责令追回已售出的造成食物中毒或其它食源性疾患的食品；
（4）暂时封闭食品生产经营现场。
6、调查结束后，填写“结案书”。
三、行政处罚程序
（一）经立案调查，确认违法事实属实，或在日常监督过程中，发现有违反《食品卫生法》的事实，并取得必要证据的，由经办食品卫生监督人员合议后，遵照授权范围，填写违反《食品卫生法》处罚书或处罚申请书；需报经卫生防疫站或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要按程序及时行文申报，待批准后执行。
（二）对外局列车的处罚，据事实填写监督记录，经列车长、餐车长（主任）或责任者确认签字，开具处罚通知书，转所在局（分局）卫生防疫站受理执行。如系罚款，被罚单位向所在铁路卫生防疫站缴纳，执行结果以书面回执函知原开具处罚通知书的单位。
（三）在处罚限期截止前一、二天、承办食品卫生监督员应核查处理结果。如罚款尚未收讫，可在限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向被罚单位发出通知催交，同时告知逾期缴滞纳金的规定。逾期不缴（包括其它处罚决定未执行），应及时做出进一步处理判定。
（四）凡因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致死者，为查明死亡原因，经家属申请或同意后，报请卫生行政机关批准，由病理或法医进行剖检。剖检人员要详填剖检记录，有两名以上剖检人员签字，剖检单位应负责向卫生防疫站出具证明。
四、法律程序
（一）对给予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不服而又逾期不起诉的，依照《食品卫生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填写“申请执行书”，呈请该单位所在地铁路运输法院强制执行。
（二）对要求损害赔偿的，依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程序处理。
（三）对符合《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需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可以由铁路卫生防疫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五、凡行政处罚和法律裁决的案例，卫生防疫站必须作结案书结案，并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卫生防疫站备案，原档留存。

附件二、铁路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各款之规定，对各项行政处罚及行使处罚权限等具体规定如下：
一、各种行政处罚适用范围
（一）“警告并限期改进”适用于：违反《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虽未危及消费者的健康，但经卫生防疫站批评、教育仍无改进者。
（二）“责令追回已售出的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适用于：
1、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2、已引起或有根据判定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或同批产品。
3、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审查的出口转内销的食品。
4、未经审批的婴幼儿主辅食品。
（三）“没收或销毁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适用于：本规定第二款所指产品中，既无安全处理措施，也无再利用价值者。
（四）“罚款二十元以上，三万元以下”适用于：
1、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六条第一款或多款的，罚款二十至二百元。其中情节严重或屡犯不改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四百元。
2、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五、七、八条的：
（1）对尚未达到影响食用者健康的，企业单位罚款不得低于一百元，个体经营户罚款不得低于二十元，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二千元。
（2）对已判定影响食用者健康或有欺骗、隐瞒等情节的，企业单位不得低于五百元，个体经营户不得低于一百元；同时没收其非法所得，其情节严重者，应加重处罚，但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三万元。
3、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十、十一、二十二条有关条款的，除必须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该产品外，对情节严重的生产者罚款五百至五千元；对销售使用者罚款二百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4、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条有关条款的，罚款五十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5、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应索证的无证者，罚款五十至一千元。涂改、伪造证、单者，按其情节，罚款一百至一万元。
6、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领取卫生许可证，擅自生产经营食品，或未经允许私自扩大经营范围的，罚款五十至一千元，其中情节严重的，每次最高罚款额不超过一万元。
7、由于不重视食品卫生或玩忽职守等原因，造成食品污染，罚款五十至五百元；较大食品污染事故，罚款一千至五千元（所污染的食品必须按卫生防疫站的决定进行处理）。
8、由于食品不卫生造成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患者，应按中毒事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及危害程度（包括中毒人数）等，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其中：
（1）中毒人数在十人以下者，罚款五十元至五百元；
（2）中毒人数在十一人至三十人者，罚款三百元至三千元；
（3）中毒人数在三十一人至一百五十人以下者，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
（4）中毒人数在一百五十一人至三百人者，罚款一千元至一万元；
（5）中毒人数在三百零一人以上或致伤、致残、致死者，以及隐瞒不报实属情节恶劣者，应加重处罚，最高罚款不超过三万元。
上述罚款，不包括损害赔偿。有关损害赔偿，按《食品卫生法》三十九、四十条办理。
对直接责任人员、单位负责人的罚款：有固定工资的，按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罚款；没有固定工资的，按其实际收入，比照执行，并由受罚单位负责统一缴纳。
（五）“责令停业改进”适用于：
1、造成食品严重污染，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者；
2、经警告并限期改进处罚后，仍继续违反同样规定并情节较重者；
3、因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或因建筑设计生产配置不合理，致使食品卫生质量低劣，半年以上达不到卫生要求者；
4、卫生防疫站抽验，同种食品连续三次检验不合格者。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责令停业改进或单项食品停业改进的处罚时，限一次不超过十天。列车餐车被责令停业改进，应换班整顿或解挂换车。
（六）“吊销卫生许可证”适用于：
1、经责令停业改进和罚款后仍不改进者；
2、违反食品卫生法规情节恶劣，故意坚持不改者；
3、经卫生防疫站全面鉴定，认为不适宜继续生产经营食品者。
二、行政处罚权限
（一）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当场执行，执行后向卫生防疫站领导汇报。
（二）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二）、（三）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提出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决后执行，但食品卫生监督员有权当场对食品采取控制性措施。
（三）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四）款时，其具体授权和办法如下：
1、罚款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包括一百元），食品卫生监督员可以当场裁定。
2、罚款一百元以上至五千元，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决后执行。
3、罚款五千元以上至三万元，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研究，报送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四）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五）款时，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填写处罚通知书，经卫生防疫站裁定后执行。
（五）实施本规定第一条第（六）款时，由卫生防疫站提出书面报告，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六）对卫生防疫站确认为无法抗御的中毒或污染事故，可免于处罚，对知情不报者要重罚。对发生中毒能及时报告，并认真查找原因，作出改进者，可酌情从宽处罚。
三、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政处罚，应由其自身直接承担。罚款按处罚程序在限期内如数缴纳，逾期不缴罚款又不起诉者，按罚款数额每日再加罚百分之一的滞纳金。如果受处罚者认为违法原因不在自身，则在接受行政处罚后，可依法向货源单位或责任单位追究责任。
四、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罚款支出，不得列入生产成本。所收罚款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三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