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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独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调解实践与当前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差距。本文作者结合实践，试想从进入执行程序的调解案件入手，查找原因、寻找对策。首先从民事调解案件的执行现状入手，继而着眼于寻找造成大量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以及部分调解案件无法执行的原因，最后从有效节约执行资源的视角对完善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进行路径探索，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一些建议和对策，以期对审判工作实践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事调解；执行难；完善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通过调解结案在解决日益增多的民事纠纷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方面可以有效节约诉讼成本，在审判阶段即化解矛盾，避免更多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减少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定纷止争，降低上诉、信访案件的数量。从实践上看，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大多当事人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义务，化解了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的确较之于判决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但就目前的形势，调解率成为各级法院绩效考评的内容之一，每年的调解目标居高不下，这无形中给法官形成不小的压力。有的案件虽然通过调解，但权利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从而放纵义务人的无理行为，拖延或逃避法律规定的履行义务，使调解书变成一纸“法律空文”，该调解案件不得不进入执行程序，达不到调解的目的，从而造成了调解案件“执行难”问题。下文逐一进行分析。
　　一、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主要类型
　　1、借款合同纠纷。目前，借款合同纠纷大多属于民间借贷案件，债权人对于借款担保方面的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仅凭一味的信赖出借钱款，一旦不能即时收回钱款，只能请求法院作出裁判。债权人为了尽快收回借款，往往会作出让步，与借款人达成调解协议，这也让有些借款人假借还款之名，行“无赖”之实。这种没有任何担保的调解执行案件，执结案件的情况会大打折扣。
　　2、人身权纠纷。人身权纠纷一般包括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此类案件的发生，一般具有不可预知性或是冲动行为等原因所致，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当事人不想看到的。突如其来的赔偿数额，尤其是涉案金额较大的案件，有的责任方在明知无力偿还赔偿款的情况下，恶意调解，迫使受害方作出让步，一旦达成调解协议，立刻规避应履行的赔偿义务，有甚者玩“人间蒸发”，让执行法官无处找寻其踪影。受害人的权利虽得到确认，但却无法得到实现。
　　3、婚姻家庭、继承纠纷。该案件类型主要涉及抚养费负担、共同财产分配、债务负担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执行。在基层法院，涉及婚姻家庭的调解案件一般是就子女的抚养费问题、共同财产的分配及共同债务的负担等问题达成协议。婚姻家庭案件赖以维系的家庭关系一旦解除，执行难度可想而知。按照本地情况，解除婚姻关系后，夫妻双方会各奔一方，大多数人会外出谋职，几乎与另一方失去联络。执行法官在执行此类案件时举步维艰。
4、其它民事纠纷。除了上述基本案件，还有其它的调解案件也进入了执行程序，比如相邻纠纷、劳动争议纠纷、拖欠货款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等。此类纠纷案件调解结案后，对于不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的，进入执行程序后也存在难执行的情形。
二、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弊端
1、增加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成本。调解相比判决而言，其程序更灵活、简便，特别是当事人在调解程序基于合意的达成，省去了正常审判程序的大部分流程，其诉讼成本更为节省。然而，这仅限于调解程序，如果放大到当事人权利的最终实现过程，可能诉讼成本也并不低廉。调解案件的未能自动履行，当事人为实现权利仍然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期间的花费无疑导致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即便这种成本事后可能由相对方承担，但预先付出成本及精力，也是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端遭受的损害。
2、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威。在调解的价值中，提升司法效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虽然当事人在调解后减少了上诉，但以执行环节来看，仍然有大量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调解案件的低履行率，会降低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信任度。当事人选择到法院调解，是希望在法院的主持下，可以尽快解决矛盾对抗状态，满足自身合法权益。然而，即使在做出了相应妥协后，对方当事人仍不自动履行，这使得前面的合意流于形式，反悔在所难免，必将降低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信任，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威。
3、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对以调解方式结案后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部分权利人因在调解中作出了让步，但因义务人未按时履行，而执行的依据是生效的调解书，权利人基于对方当事人的“诚信”而作出的让步已无法挽回，相应的救济法律上也无规定，使权利人的权益受损。
三、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及执行难的原因
调解不但缓和、钝化了社会矛盾，而且降低了司法成本，节约了相对匮乏的司法资源。但由于法院考核体系的偏差以及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致使调解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特别是未能有效降低调解案件的强制执行率，甚至使部分调解案件难以执行。这些偏差及缺陷主要表现在：
1、高调解率驱使部分法官调解异化。最高法院为了促成各级法院和法官尽可能地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调解率作为法院、法官绩效考评的主要数据之一，并对调解率高的法院和法官进行表彰。这种考评体系，对承办案件的法官在具体结案方式的选择上给出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导致部分法官将调解从妥善处理案件的手段变成了追求的目标。调解协议一旦达成，即意味着审判法官的工作已经完成，其无须顾虑当事人是否会反悔，以及是否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中确定的义务，也不必让当事人为调解协议的履行提供有效的保证。
2、审执工作程序缺乏有效协调
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两个重要程序，案件的审判是执行的前提和基础，执行是审判的保障和实现。从理论上看，审执分离各司其职，能够确保审判员集中精力从事“审”的业务，执行员集中精力从事“执”的业务，不仅有利于实现程序的监督和制约，而且有利于提高办案人员的水平和办案质量。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目标、任务等“指挥棒”的不同，再加上当前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困境，法官面对日益繁多的案件，首先关注的必然是各自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
审执缺乏协调导致调解申执率高主要表现为：1、调解实体公正对执行的影响。执行目的在于实现权利，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调解过程及其结果的接受和认可程序。如果当事人调解后对调解存有异议，这样的调解可能会导致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有的审判人员在调解案件时一味强求调解率，对案件的调解不考虑或顾及到执行工作的需要，没有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从而导致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间的强烈对抗情绪。2、裁判文书质量对执行的影响。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不仅使当事人胜败皆服，也为案件的顺利执行提供了保障。在审判实践中，一些生效的裁判文书行文表达不够准确，内容不具体，不具有可执行性，导致执行难以顺利进行。
　　3、当事人法律观念存在偏差。就债权人而言，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诉诸法院，相信法院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同时，为了使债权尽快得到实现，债权人往往愿意放弃一部分权利，接受以调解方式结案。然而，债权人要想通过调解实现债权，其前提之一便是债务人的诚信意识，主动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如果债务人不按时履行，债权人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此，先前达成的调解工作并没有发挥其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及审判工作的高效性，未能达到债权人的预期。
　　另外，有的当事人藐视调解书的严肃性、权威性，假借调解之名及其“十足的诚信”，骗取对方当事人作出让步，为其拖延、逃避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赢得必要的时间。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结果不是无法找到被执行人，就是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四、解决调解案件不自动履行及执行难问题的试想
　　1、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有效衔接配合，形成良性互动。解决调解案件切实得到执行的问题，最主要是从根本上提高调解案件的质量。首先，审判过程中的调解工作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通过调解工作，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并能够履行，才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因此，不能片面的追求调解率而不考虑履行情况。对义务人有借调解拖延履行义务的，或达到故意减轻义务目的的，不能一味进行调解结案。其次，调解过程中要注意依法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对原告有诉讼保全要求、应进行诉讼保全的，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能因为为达成调解目的而遗漏保全措施。准确理解法律对申请诉讼保全的担保规定，对于不大可能造成被告或案外人损失的诉讼保全措施，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如采取活查封的保全就不一定要求提供担保，或提供与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等值的财产担保。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因没能提供担保而未能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而导致执行不了的事例。
处理好审判与执行的关系，只有不断加强法院内部审执全局相结合的观念，站在全院的角度加以统筹和协调，并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才能使审判与执行在实际的工作中真正地做到相互渗透与结合。
2、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高审判人员自身素质。法院队伍素质不高，将影响案件的审判与执行效果。法院应大力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队伍执行力，法官应当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加强廉政教育和业务教育。此外，法院审判法官的素质高低也影响着审判执行效果，审判法官在案件审理时应注重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及法律文书的制作水平。如果审判质量过硬，执行依据准确、充分了，那么执行人员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时就可理直气壮，当事人可以减少抵触情绪，相应地也就减少了许多执行阻力。
3、坚持查清事实的原则,提升当事人调解的自愿程度。查清案件事实是法院审理案件的职责所在，虽然调解可以在诉前、诉中进行，但只要调解协议尚未达成，法院既不能也无权停止调查事实的步伐。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必须按程序查清事实，将尽可能多的证据和事实向当事人展示，使其对审判结果有大致预判。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之间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才最大可能地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和真实的意志，从而顺利地履行义务。当然，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明确表示在调解协议达成前法官无须进一步调查事实的，法官可以中止调查事实的程序。
　　4、加大法院与相关部门的有效联动。联动机制的设立，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针对各类民事调解案件的执行特点，与不同的部门进行联动，比如涉农调解执行案件，法院可以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局、当地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等单位联动，发挥调解的最大效能，将执行案件高效执结，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所取得的良好成绩，部门联动在该专项活动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应当总结其中的有益经验，以便指导执行工作的开展。
　　5、建立被执行人的诚信档案。案件在审理阶段，法官应多下功夫，查清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在证据审查或法庭调查时，就应有针对性地查清义务人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收入情况、偿债能力等基本事实，全面的掌握义务人的执行能力状况，并将其登记在案，为今后的执行打下基础。同时，对于以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可以要求义务人作出有效保证。如果义务人未能按时履行调解书的内容，法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其记入诚信档案。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一旦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可对该诚信档案进行资源共享。同样的，执行阶段义务人的履行情况，也应录入该诚信档案。如果义务人牵涉比较复杂的案件，比如“多角”债务关系，执行法官可以较快理清其中的关系，由此，执行工作会事半功倍。
　　6、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是强大的。法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广大群众进行法律教育，增加其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正确理解调解的立法本意和法律精神，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
结语
在倡导“大调解”的环境之下，不可避免的会有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不能按时履行而进入到执行程序，此类案件的执行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出现的新情况也会越来越多。法院应根据工作需要将确定的人力、物力资源在立案、审理和执行各个环节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如果能够保证调解案件向执行程序的低流入量及流入执行程序案件的易执行性，那么执行的强度和难度就能得到有效控制，执行的司法资源将获得节约。

作者：李志文
工作单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公众公司特有的所有权与治理结构
—美国的经验

苗壮 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生联合导师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美国公众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治理结构都是非常独特的。过去，一家典型的美国公众公司具有分散持股、集中管理[1]以及股份可以在具有流动性的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等特征。[2]现在，许多公众公司的很大一部分股份被机构股东所持有，后者比个人小股东更为积极地参与管理。还有少数公众公司存在单个控股股东，他们在公司治理中享有支配地位。[3]公众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不同，其治理结构也就不同。

本文将着重分析具有大量个人小股东的分散持股的公众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特征、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在一个存在大量个人小股东的公司，大部分股东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动机参与管理。实际上，如果大量小股东积极参与决策与监督，公司的治理成本就有可能高得难以承受。因此，集中管理就成为分散持股公司的典型特征。

虽然分散持股以及具有流动性的股票市场增加了风险承担与管理职能相分离的收益，但这种分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包括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以及股东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考虑到上述问题，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这种分离才是有效率的。为了在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生存下来，分散持股公司必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一、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



1.1 利益矛盾

分散持股公司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除非管理者持有公司很大一部分股份，否则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就会出现利益矛盾。换言之，股东与管理者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不同。

股东的效用函数相当简单。作为公司现金流的剩余索取者，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一个不持股或者持股数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管理者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索取者。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就有可能进入管理者的效用函数，如更多的闲暇、更高的收入、固位、晋升等等。其结果是，管理者有可能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更有甚者，如果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其个人利益相悖，经营者就有可能选择减少而不是增加利润的行动方案。换句话说，不是公司所有者的经营者有可能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1.1.1 偷懒

管理者以股东利益为代价增加其自身效用的一种方式是减少投入但又不相应减少收入，换言之，就是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少做工作。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偷懒”（shirking）或玩忽职守（negligence）。公司利润与很多因素相关，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是外部环境和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假定外部环境不变，利润就与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呈正相关。但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与闲暇程度呈负相关。如果与工作相比更偏好闲暇，管理者就有动机相应减少其努力程度。显然，偷懒与利润最大化负相关。

在管理公司业务及其它事务的过程中，管理者承担着决策和监督的职责。要想尽到职责，就必须合理地掌握信息并给予合理的关注，否则就构成玩忽职守。具体来说，在履行决策职责时未能合理掌握信息就构成“积极的玩忽职守”（malfeasance），而在履行监督职责时未能合理关注就构成“消极的玩忽职守”（nonfeasance）。

1.1.2 侵占

管理者损股东利益而自肥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收入但又不相应增加投入，包括侵占公司资产（包括信息及其它无形资产）。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浪费”（waste）或者“挪用”（diversion）。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管理者的收入越高，股东的利润就越低。一个上进心较强的管理者有可能更为偏好增加收入[4]而不是闲暇。管理者可以通过事前与公司讨价还价，也可以通过事后过度地在职消费或采用其他方法侵占公司资产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收入。显然，侵占与利润最大化负相关。

最为明目张胆的侵占方式就是贪污。但是，贪污毕竟风险太大，更为谨慎而又精明的管理者更加偏好更为隐蔽且不那么危险的侵占方式，比如自我交易、篡夺公司机会、与公司竞争、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等等。如果管理者能自行决定自己的收入或对其决定施加重大影响，与公司就收入进行谈判的过程本身就有可能构成隐性的自我交易。

1.1.3 风险规避

管理者还可以通过降低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方式损害股东利益并增进自身利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风险规避”（risk evasion）。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商界，利润与风险高度相关。一般来说，管理者与股东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股东可以通过分散投资组合的方式降低风险，而管理者却不能。因此，股东往往是风险中性的，而管理者则往往是风险厌恶的。管理者与股东对风险的不同态度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利益矛盾。在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中，固位是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管理者厌恶风险的态度有可能激励其投资于风险较小、预期净值较低的项目上。这种态度还有可能激励其为固位而采取事前或事后的防御措施，以防范或者挫败敌意收购。

除了固位，晋升也是管理者效用函数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追求晋升有可能激励管理者盲目扩张经营规模，以制造更多的管理职位，[5]或者将公司变成多部门的混业经营企业，从而在制造更多管理职位的同时，通过分散经营范围降低公司风险。[6]如果公司在规模、范围方面的扩张显著增加组织成本，就有可能损害股东利益。与偷懒和侵占相比，风险规避的动机、性质和效果更为复杂。[7]

1.2 信息不对称

除了利益矛盾，股东与管理者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就是说，具有管理才能并负责公司日常管理的管理者通常比股东更了解外部环境及其自身的品质和努力程度。如果信息是对称的，管理者就很难通过损害股东利益增进自身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问题。设计得当的激励报酬机制能够迫使管理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亦即将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internalize）。然而，在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个自利的管理者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而使自身获益。

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有可能在合同订立（包括修订）前，也有可能在其后出现。另一方面，不对称信息本身可能包含了无法观测的努力程度或品质以及外部环境。根据信息经济学，事前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分别属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无法观测的努力程度和品质、外部环境则分别属于“隐蔽行为”（hidden action）与“隐蔽信息”（hidden information）问题。上述两个维度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主要的不对称信息问题：隐蔽信息的逆向选择问题、隐蔽信息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8]